江西
清光绪年间，湖南益阳对河魏家巷，地方士人罗萃茂曾见过一座旧墓，碑上题着“汉前军师魏延之墓”。这方墓碑后来不知所终，墓前究竟有没有跪像，也随着遗迹消失，变成了地方传说。
关于魏延墓的位置，益阳地方文献留下过记载。魏延籍贯究竟是义阳还是益阳，史籍本身存在讹误，清代学者也曾据水名、地理沿革加以考证。但墓葬是否始终保存，石像是人是马，具体形制如何，不能只凭传闻坐实。
有意思的是，民间故事偏偏喜欢给墓前安排几个跪着的人物。有人说是杨仪、马岱，也有人把费祎、蒋琬算进去，更离奇的说法，竟把诸葛亮也放在其中。这个安排在戏剧上很热闹，在历史逻辑上却站不住脚。
原因并不复杂。诸葛亮于234年在五丈原病逝，魏延则在同年北伐军撤退过程中被杀。两人一死一亡，前后相隔极短。魏延的结局发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不能把后来杨仪、马岱的行动，倒推成诸葛亮生前的决定。
《三国志》记载，魏延勇猛善战，能够整训士卒，诸葛亮对他的军事才能十分看重。刘备入蜀后，魏延逐渐成为重要将领；刘备镇守汉中时，更破格提拔他担任汉中太守。这份任用，本身就是对能力和忠诚的认可。
魏延性格骄矜，和杨仪关系恶劣，确实常常发生冲突。史书说诸葛亮既爱惜杨仪的才干，又倚重魏延的勇武，因此不愿轻易偏废任何一方。换句话说，诸葛亮面对的是一对难以调和的部属，而不是早已决定要除掉魏延的仇敌。
据记载，魏延曾对杨仪拔刀相向，杨仪吓得流泪，费祎从中劝解。诸葛亮在世时，这种矛盾尚有上级压住。有人劝道：“丞相在，二人便不敢失控。”魏延若真有反意，也不会长期处在诸葛亮的核心军事部署之中。
诸葛亮死后，局面迅速改变。魏延主张继续进军，杨仪则奉命撤军，双方在军令和路线问题上彻底决裂。魏延烧毁栈道，杨仪上表指称魏延谋反；魏延也上表指责杨仪。刘禅向董允、蒋琬询问时，二人选择支持杨仪。
随后，马岱奉杨仪之命追击魏延，在汉中一带将其斩杀。魏延的儿子及部属也遭牵连，史书称其三族被诛。这个结局与诸葛亮没有直接关系，真正完成处置的是杨仪集团，而执行追杀的人是马岱。
因此，若后人非要用跪像表达“谁该负责”，杨仪和马岱最容易被放进去。杨仪负责发难和定性，马岱负责追杀，二人都直接参与了魏延最后的覆灭。这样的安排虽属于后世象征，却至少符合事件的基本脉络。
费祎、蒋琬则要复杂一些。费祎曾在诸葛亮生前调和魏延与杨仪，蒋琬后来也成为蜀汉重臣。二人在魏延事件中支持杨仪，确实对局势产生了影响，但他们并非直接下令斩杀魏延的人。若以政治责任论，二人可以被后人议论；若以行刑责任论，位置就不如杨仪、马岱明确。
杨仪后来也没有成为诸葛亮的继承者。他自认为功劳足以接替丞相，结果却被蒋琬取代，心中积怨日深。235年，杨仪因言语失当被废为庶人，后又上书诽谤，最终下狱自杀。这个结局说明，杨仪并不是替蜀汉除掉“叛臣”后一路显贵，而是很快被权力体系排斥。
魏延是否真正谋反，历来争论不断。按照史书记载，他确有违抗撤军、焚毁栈道等行为，却没有清楚证据证明他准备投魏。以当时情势看，他更像是骄横的功臣与文官集团发生决裂，最后被政治性地定性为叛逆。
可诸葛亮不同。无论正史评价还是后世观念，他都是蜀汉政权的核心象征。魏延墓前若真有跪像，地方社会可以借此批评杨仪，也可以讽刺马岱，甚至影射支持杨仪的费祎、蒋琬，却很难把诸葛亮塑造成向魏延谢罪的人。
更关键的是，魏延本人也没有理由怨恨诸葛亮。诸葛亮活着时，魏延虽受约束，却也得到重用和保护。魏延与杨仪之间之所以没有酿成杀身之祸，恰恰是因为诸葛亮始终在中间压制冲突。丞相一死，旧有平衡才立即崩塌。
把诸葛亮刻成跪像，等于把魏延的死归罪于最看重其军事才能的人，也把时间顺序和权力关系全部颠倒。传说可以添枝加叶，石碑却不该替史实改案。若真有跪像，跪的应是直接参与构陷和追杀魏延的人，绝不可能是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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