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项英有何作为？陈毅直言：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他

很多人提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第一反应只会想到陈毅，想到梅岭三章。但很少有人去深究，在主力红军踏上长征路之后，留守苏区整套党政军体系的最高负责人，是项英。后世整理陈毅的口述回忆，提炼出这样一句评价，这句话并不是陈毅当年在山林斗争现场说出来的原话，却真实还原了当年所有人所处的绝境，留守队伍能不能活下去，革命火种能不能保住，全部的希望都压在了项英身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央在撤离瑞金之前，专门组建苏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担任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瞿秋白等人一同留下。留在苏区的武装力量，包含红二十四师和各地独立团，作战人员一万六千人，加上党政机关干部、大量伤病员，总人数接近三万。交给留守队伍的首要任务，就是依托苏区阵地阻击国民党军队，拖住敌军兵力，掩护主力红军顺利离开，同时守住中央苏区，等待主力部队回师反攻。

接到任务之后，项英立刻着手部署防御，指挥留守部队依托原有工事进行阵地作战。这个阶段，项英的判断还停留在之前的作战思路里，寄希望于主力红军在外围打开局面之后迅速回援，依靠正规战守住苏区。陈毅当时腿伤严重，行动不便，多次在中央分局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他清楚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一旦合围，固守阵地的打法会让留守部队陷入巨大的伤亡，建议尽快转变思路，把大部队打散，转入山区开展分散游击。但当时分局多数人还是坚持原定方案，部队继续集中兵力和敌人硬拼。

战局恶化的速度远超所有人预料。国民党军队占领外围县城之后，开始修筑大量碉堡，划分封锁线，把苏区切割成一块块孤立区域，同时推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切断游击队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敌军不断压缩包围圈，留守部队接连作战损失持续增加，大片苏区根据地接连失守。项英也察觉到局势已经很难挽回，多次发电报向正在转移途中的党中央请示，但是主力长征途中通信不稳定，很长一段时间，留守分局都收不到中央的回复。

直到1935年2月，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央发来指示电，要求留守红军改变作战方式，分多路突围，分散到各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不再死守原有苏区。收到电报之后，项英马上主持中央分局紧急会议，落实中央指示，安排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突围的过程极其惨烈，大批干部战士在战斗中牺牲，贺昌在突围途中战死，瞿秋白突围之后被俘，最后英勇就义。经过连续苦战，项英和陈毅带着仅剩三百多人的队伍，一路辗转突围，在1935年3月底抵达赣粤边的油山、梅山一带，这里也成了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

队伍在油山站稳脚跟之后，项英主持召开长岭会议。这次会议重新确定斗争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会议明确，以后不再进行大规模阵地作战，部队拆分成若干小股游击队，分散在山林之间机动活动，组织上精简机关人员，取消庞大的指挥机构，所有人都适应山区游击的生存模式。同时，中央分局派出一批干部，分别前往闽西、湘赣、皖浙赣等多个地区，指导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独立开展斗争，把革命的力量散布在南方八省十几个区域。

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是斗争最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军队持续调集重兵对各个游击区轮番清剿，反复搜山、烧山，严密封锁山林物资。游击队常年住在山洞、茅草棚里面，粮食、药品、衣物极度匮乏，经常连续多日没有食物。敌人还大肆胁迫山区群众，不许老百姓给游击队送粮送信，一旦发现支援红军，全家都会受到牵连。项英和普通游击队员一样，常年在深山里转移，白天躲避敌人搜捕，夜里才可以出来活动，他一边统筹各个游击区之间的联络，安排交通线传递消息，一边带头做群众工作，依靠山区底层百姓获取情报和补给。

在这个和党中央长期失联的环境里，项英承担着全局的组织工作。各地游击队分散行动，相隔遥远，消息很难互通。他要统一把握斗争尺度，既要坚持对敌斗争，又要避免盲目硬拼造成无谓牺牲；还要处理队伍内部的思想问题，面对持续不断的高压环境，不少战士产生悲观动摇的情绪，项英要稳定队伍思想，守住党组织的根基。面对敌人的诱降宣传，项英和陈毅一起在游击队内部开展教育，坚定所有人的革命信念。这段时间，也会出现局部的失误，游击区遭遇敌人突袭，人员和交通线受损，项英也会及时调整策略，重新恢复组织联系。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抽调清剿游击队的部队南下，赣粤边的压力短暂减轻。项英抓住这个窗口期，安排各地游击队抓住机会休整，扩大群众工作，恢复基层党组织。事变结束之后，敌军再次调兵回来重启清剿，斗争又重新回到紧张状态。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局面形成，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项英、陈毅根据形势变化，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协商南方游击队改编事宜。

南方八省十多个游击区保存下来的游击队，后续统一改编为新四军，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军分会书记，这批在深山坚持三年的骨干力量，直接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重要武装支点。1937年底，项英前往延安，向党中央完整汇报三年游击战争的全部经过，写下长达六万字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高度评价南方游击区同志们长期艰苦斗争的功绩，肯定他们保存下来的力量，成为抗日战争重要的支点。

很多人看这段历史，很容易简单划分功过。留守初期，项英坚持正规防御作战，确实造成部队不必要的损失，这是客观存在的史实。但是不能忽略，当主力远去、通讯断绝、强敌环伺的时候，是项英扛起了南方全部游击斗争的领导责任。从组织突围，到长岭会议完成战略转型，再到维系南方各个游击区的党组织，整整三年时间，在与世隔绝的深山，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当年突围幸存下来的指战员，都很清楚，如果没有项英主持全局，分散在八省山林里的游击队很难坚持到抗战爆发。

三年游击战争，和长征一样，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一段历程。长征是长途行军突破封锁，而南方游击队，是被困在故土山林，日复一日面对敌人的搜捕和封锁。他们没有稳定后方，没有补给支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中央的指令，完全依靠自身判断坚持斗争。我们现在回望这段历史，除了记住那些广为流传的诗篇，也应当看见，在大山深处默默撑住全局的人。有人会讨论，如果当年留守的指挥方案更早调整，能不能减少牺牲，历史没有重来的机会，这些在绝境里咬牙坚持的革命者，用自己的坚守，保留了南方革命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