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仲树塌房之后，聊聊文化精英的不可能之处

知名知识类博客主（应该是这样称呼吧）仲树，最近塌房了，塌房的原因是仲树的播客被网友发现是洗稿翻译国外播客的内容，她写的某些专栏文章也被发现涉嫌抄袭。因此，看理想在最近也下架了她的播客。

我个人是不怎么听播客的，也没了解过仲树的播客和其人。抛开她其他的有关Ego很大、自称小镇做题家却等等的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抄袭搬运别人的作品并装作是自己的内容，这一点是不道德的。

知识类播客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层文化品位——它要求听众拥有可自由支配的认知盈余、通勤或健身时的软性休闲时间，以及对学术词汇、公共议题和知识性话语的接受能力。听知识类播客，在获取知识以外，更是通过消费这些智性内容来确认自己的文化品味。

简单来讲，听知识类播客是一种文化消费。

因应文化消费和自身盈利的需要，我们的文化传媒公司试图塑造并推销一个又一个文化精英，通过不间断的访谈、沙龙与节目，将他们捧上某种知识的神坛。从仲树、陈丹青再到蒋方舟，皆是被制造出来的文化精英。这类文化精英的一些特点是，拥有作为符号资本的名校学历（名校本身就是受人崇拜的）；对社会现实有隐晦的不满，但不会做公开的政治表达；作为中产阶层智性的代表，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为了如何谋生的问题而发愁，对于普通人的生活不甚了解，而对底层群体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的同情。

这类制造文化精英的模式本身就包含着难以克服的自我矛盾。

在当下互联网文化生产过剩，争夺注意力的时代，一个人不出现在社交媒体面前就慢慢会被人忘记。因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要，促使文化精英们需要不断地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观点、抛头露面。

可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就那么多，要求一个文化精英在各个领域都洞若观火、侃侃而谈，同时还要保持高频度的公开露面与社会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还能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有所造诣，对于个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比如在我们社会学领域，许多知名学者走穴开讲座，在A地讲的主题，到了B地原封不动再讲一遍，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主题。为什么他们讲的都是同一套呢？因为我们做一个研究，得出一个研究成果，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四处演讲、社交走穴这件事本身不生产新知识，再加上自己有意思的想法、正在进行的研究，如果没有付诸见刊，贸然说出去就可能会被同行模仿、抢先发文。换句话说，他们可能对于自己最近所致力于的、最了解的话题讳莫如深。

而纵观仲树的学术历程，她可谓是四面开花，在频繁更新需要庞大知识量，又自诩为有自己创新观点、涵盖许多不同领域播客的同时，出席很多文化活动接受访谈，23年初学德语之后又在两年内翻译了阿伦特的德语著作。如果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她的动态，仲树给我们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高精力又在作品上高产、学识异常丰富的知识精英。

仲树的专业是政治学，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创作规律和小说、散文这类文学作品不同，做社会科学类知识的输出，至少是要看书而且思考，况且仲树播客里的一些内容，是与区域国别相关的，仲树号称自己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了阿拉伯语等语言，并生产出了号称“国内阿拉伯相关”最权威的播客，可掌握语言、了解他国国情也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难道说仲树真的是个天才？

短时间内掌握一门语言并对他国政治作出评述，确实是有例子的。1905年秋，俄国发生立宪革命，韦伯用了三个月时间里就学会了俄语，并从当时纷繁复杂的俄文资料中剖析出俄国革命背后真实发生了什么。不得不说，韦伯真的是个天才。

为了维持知识精英的形象，同时不被互联网忘记，仲树选择了搬运国外播客内容，也就是直接抄袭。我猜想的情况是这样，仲树最初做播客的时候，确实是拿出自己真才实学，认认真真做播客的。但后来仲树爆火，约稿、访谈、邀请代言一个接着一个，然而她自己还要在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她真的忙不过来，但文化精英的形象是必须保持了，于是她灵机一动，直接从国外搬运播客过来。搬运之后，粉丝都说，仲树是天才，她也在追捧中悠然自得，路径依赖，继续搬运，直到被豆瓣网友发现而翻车。

这可能就和鹅腿阿姨一样，可能鹅腿阿姨最早一段时间真的是用鹅腿，后来顾客多了名气大了，海淀学生又确实好骗，就以鸭代鹅，直到东窗事发

当文化传媒将一个人推上神坛，要求他在所有议题上随时产出深刻见解时，表演性便悄然替代了严肃而学理上的表达。

在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中，专家系统是现代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人们之所以信任专家的言论，是因为信任其背后的专业共同体、严格的审查机制与长期系统的学术训练。

然而当下文化精英的常态却是，他们公共表达的内容往往远远超出了自身的专业研究领域，而这些超越领域的个人观点，却又在借用学术身份赋予的合法性。这时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公众对专家系统的结构性信任，为自己的观点背书。这种将专业身份资本化、通用化的做法，恰恰是对专家系统本身信任根基的侵蚀。

另一个例子是项飙。项飙作为人类学家在学术方面的成果自然是没有太大问题，他提出的“附近”在之后也变成了一个学术场域中的观念。在“项飙热”之后，无数的媒体、高校、社交平台邀请他演讲、要普通人向他提问，要对项飙做访谈，大家都希望从项飙身上挖出点什么。自然项飙也是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很多观点和看法，从AI到教育再到年轻人的各种生活困难等等。

当然我这里不是在说项飙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项飙当然可以畅所欲言，发表他的真知灼见。

当他探讨“附近”或者“流动性”等学术上的内容的时候，项飙可以以一个人类学者自居，用人类学学者的权威对流动性和附近作出探讨。但如果他要在其他诸多社会领域做出表达的时候，项飙只是代表项飙个人，这与他人类学者的专家身份无关。

在文化传播领域中，我们有必要区分作为人类学家的项飙和仅代表自己，表达个人观点的项飙。当然，对于其他学者也是一样。

提出这种反思，不是要否定“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更不是主张专家学者只能龟缩于象牙塔、不得对专业之外的事务发声。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传统，鼓励学者运用理性与人文关怀介入公共议题，激发大众的批判性思考。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众与专家自身都应当清楚地做出一层剥离，那就是严格区分文化精英“具备权威性的专业表达”与他们的“个人观点”。前者受制于严谨的学术规范与实证研究，在其特定领域内具备专业权威；而后者在跨越专业边界谈论公共议题时，无论其名头多么响亮，其发言的本质只是一名普通人的个人见解，不自带任何结构性的特权与终极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