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是从母亲偷看日记那天开始的

我一直是一个从个人生活中汲取素材的写作者。创作与生活这两件事，常常并肩而行，一前一后，轮流领路。所以，当我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作为女儿这件事如何融入我对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理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因为"女儿身份"和我的自我认知缠绕得太深？还是因为它太分散、太独特？

我正在写一个故事，围绕一个女儿展开——这个女儿正在学着与家庭之间那段紧张又脆弱的关系相处。一个缺席的父亲，一个正在哀悼中的母亲，兄弟姐妹少得惊人，表亲却多得很，还有从自己社群中的流放。

这甚至算不上对情节的描述，更像是对情节表面之下那些东西的理解——那个情感内核，那个冒险真正的驱动力，也许就是评论家有时说的"小说的驱动力"。

"女人"这样的标签一直让我觉得压抑、奇怪，但"女儿"没有那种沉重感。做女儿，意味着懂得一种特定的责任。它是一种爱的劳作，一种专注的练习，一种关怀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志业。

我最终对采访者说的是，也许我们讨论的那本书——《Lantern》——所发生的事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花了很多时间去解开"做女儿意味着什么"。有我曾经是的那个女儿，也有我正在成为的那个女儿。两者都与我当时写的诗、我正在建立的生活携手而行：它们之间的裂隙，那回声。

做女儿，意味着懂得一种特定的责任。它是一种爱的劳作，一种专注的练习，一种关怀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志业。

我爸爸常说：Betiyaan wafadar hoti haan。意思是：女儿是忠诚的。或者也许是"往往是"、"通常是"——我不确定该怎么捕捉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有点怅惘，当然，也很温柔。这大概就是翻译的谬误吧。他通常也会想到儿子——或者想到他的儿子——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这种wafadari（忠诚），正是我一直在质疑的东西。忠诚的根在法律里，而wafadari的根在承诺里。我一直在承诺什么？对谁承诺？依据哪些法则？边界在哪里，我又是怎么打破它们的？我对"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有什么期待，我父母又有什么期待？

这是一个老故事。一个已经被讲过太多次的故事——充满爱又复杂的家庭，回头的女儿，联系，以及了结。我在诗集中一首关于家人的诗里写道："了结是有代价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多数时候，你是谁和你从哪里来之间，都存在摩擦。在她自己这个版本的故事里，我必须接受一件事：我的讲述，每一次尝试，失败和成功一样多。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能懂的人自然会懂，不懂的人就是不懂。

我常常回到Edouard Glissant在《关系诗学》中提出的"不透明性的权利"——个人和文化有权保留、有权不被完全理解，不被主流的（通常是西方的）框架或思想体系变得透明。

所以，即使我写下关于女儿身份的文字，我的解释也是有边界的。我不会把自己和家人之间的冲突变得透明。我不会把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做错了什么变得透明。我拒绝成为一个道德的容器，一个关于荣誉或缺乏荣誉的教训。最重要的是，我拒绝把自己和西方关于爱、自由、责任或羞耻的叙事混为一谈。

但我还是写了，用我自己的方式。我必须写。高中时，我开始写诗，部分原因是发现母亲在偷看我的日记。我当然吓坏了，母亲现在也为此感到后悔。但这件事为我创造了一种只属于我自己的语言。即使别人读了那些文字，也许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被保留的，可以被庇护的。只有当那种经验——那种感受——存在时，它才能被分享。

在Audre Lorde那篇开创性的文章《诗歌不是奢侈品》中，Lorde写道，自由植根于感受："诗歌铸造出表达和宣告革命性意识与要求的语言，而行动是那种自由的实现。"诗歌创造出"我们借以审视自己生活的那种光质"。这光与它的审视，构成了我正在实践的一种女儿身份诗学的基础；也构成了我如今仍是的那种女儿的基础。

Sanna Wani的《Lantern》由House of Anansi出版。

Sanna Wani是一位驻多伦多的克什米尔作家、编辑和译者。她的首部诗集《My Grief, the Sun》获得2023年Trillium诗歌奖。她的作品广泛发表于《Best Canadian Poetry》《Brick》《Hazlitt》《Poem-A-Day》等刊物。她是播客《Poet Talk》的创作者和主持人，The Ex-Puritan的诗歌编辑，Between the Lines的公关经理。更多信息见sannawa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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