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丢掉了天条”

在晚年，毛泽东爱读两本古典小说。一本是《水浒传》，另一本是《西游记》。《水浒传》后半部宋江的投降使他惋惜、失望乃至厌恶，革命和造反的真实逻辑，似乎就应该是宋江等各路好汉纷纷上梁山积蓄力量后，像《西游记》前七回中孙悟空那样，不顾一切地把象征反动统治秩序的天宫天条闹得人仰马翻。

基于上述思想背景，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七回里的洒脱表现，给他慰藉。于是，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1971年11月20日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听说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改写了，我也未看，请人找一找《胡适文存》，看有没有八十一回。”

毛泽东喜欢孙悟空，自然还与后者特有的个性相关。

孙悟空这一形象，最典型地体现了浪漫主义斗争精神。他爱憎分明，敢于造反，具有“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好挑战与反权威的战斗风采和蔑视规范与洒脱无拘的自由个性。他偷吃玉帝御花园里的仙桃，耍弄各路大仙；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自己的名，他敲开地狱的大门；他一个筋斗翻到天边的擎天柱上，还在上面撒了泡尿，以体现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能耐；他有一个应付困境的手段，拔一根毛，说一声“变”，就有无数个孙悟空前来助战。

1966年7月，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脑海里是不是跳动着孙悟空那活脱脱的形象。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的话，我想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他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做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61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之间的论战方酣未息；国际上又掀起一股不小的反华逆流。一时间，黑云压城，寒流翻滚，形势混乱。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写的。他在诗中写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里自然是借用孙悟空来比喻坚强的马列主义战士，希望能像“孙大圣”那样，手举革命的“千钧棒”，横扫“帝、修、反”掀起的“妖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确保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孙悟空不仅敢作敢为，无“法”无“天”，而且敏捷机灵，既有大勇，又有大智。他在八卦炉中炼就的一双“火眼金睛”，远可见千里之外的云雾变化，近可辨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孙悟空智斗、勇斗白骨精，就是一例。这种典型刻画，实际上反映了某种斗争的智慧和经验，它告诉人们，对于那些狡猾多变的吃人的“妖怪”，必须保持警惕，善于识别，而不能粗心大意，受其蒙骗。《西游记》里孙悟空智斗妖魔的故事是很多的。

对孙悟空机智灵活的肯定，也可以从毛泽东对唐僧的批评中得到证实。他认为唐僧的缺点是：“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他虽然不同意郭老原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之辞，但对唐僧麻痹大意、过分仁慈的糊涂做法，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诗里说：“僧是愚氓……”众所周知，在如何对待妖怪的问题上，唐僧师徒之间是时常闹矛盾的，这里自然是以唐僧的“愚”来衬托孙悟空的“智”。

孙大圣成为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其内在意蕴在毛泽东1964年1月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还是各省，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官，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成了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打“鬼”）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在高高抡起的金箍棒里面，事实上蕴含着促使造反者勇敢无畏地投入斗争的独特价值观念，即对目的和手段的思考，对善与恶的认识。

《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说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惹恼了唐僧，把他撵回了花果山。却说那大圣回来后，听说附近有一班人马常常来花果山作乱，屠杀众猴。于是：

大圣分付众猴，把那山上的碎石头搬将起来堆着。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那大圣上山看处，只见那南半边鼓响锣鸣，闪出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奔上他的山来。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遂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枪刀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拆洗，总斗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屯粮。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清青了，仍栽花种树。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

读到这里，毛泽东欣然写下一段批语：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当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注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

就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作者在善恶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师徒4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善恶观挑战，另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基于此，毛泽东把他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并称之为“德之贼”的“乡愿”人格模式，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蜮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妖魔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4人不断向西天行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

要做现代革命的造反者，就必须树立牢固的斗争观念，同时反叛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毛泽东反感传统观念中那些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他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和突破，提出了行善除恶一体论。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贯看法。“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

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4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革命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侧面。

毛泽东曾称赞过唐僧那个“党”的团结。晚年，国际共运的分裂和党内斗争的加剧，在他心目中，唐僧的党也发生了质变。1958年4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紫箍咒，就剩了一半了。猪八戒一辈子都是自由的，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大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对这样的“党”，孙悟空当然有理由无所顾忌地甩掉紧箍咒，“无法无天”地寻那“快活”的事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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