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9月25日,鲁迅诞辰14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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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离世。以如今的寿命标准来看,他原本是有机会活到七十多岁的。
只是历史不能假设,病痛终止了他的生命,却把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留给了后世。倘若鲁迅没有在1936年10月去世,活到1949年之后,他将会是怎样一种境遇?
这个问题并不是近几年才被拿出来讨论,几十年来,胡适、毛泽东,还有鲁迅之子周海婴,都留下过各自的说法,甚至还专门出现过以此为题的著作。
2003年,陈明远编辑出版了《假如鲁迅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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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又出版了《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陈漱渝讲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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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已经远去的历史人物,为什么后人总在不断假设他如果还活着会如何?
细细想来,真正值得玩味的,未必是鲁迅本人的命运,而是我们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地去替他设想那样一段人生。
先来看胡适的两段文字。
1955年10月23日,胡适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谈及1935年鲁迅致胡风的书信,写下这样一句话:“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
转过一年,1956年4月1日,他在给雷震的信中又进一步讲道:“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
这并不是后人的主观揣测,而是白纸黑字写在胡适私人书信当中。在信里,他还特意提醒雷震,可以去查阅鲁迅当年写给胡风的几封信件作为参照。
在胡适的判断里,以鲁迅晚年的思想立场、文字锋芒以及社交圈子,如果走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很可能要承受严酷的政治后果。
当然,这终究只是一种对并未发生的历史的推断,鲁迅并没有活到那个时代,这个判断自然也就无从证实。
时间来到1957年,出现了另一番截然不同的观点。
这一年3月,毛泽东在几次座谈会上,专门聊起过“鲁迅如果活着”这个话题,相关谈话记录被收录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当中。
3月8日,面对文艺界代表,他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仅仅两天之后,3月10日,在和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他又再次谈到这个假设:“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
他接着解释,倘若处在不正常的空气之下,鲁迅或许也会选择搁笔,但更大的可能性,依旧是会继续写下去。谈话当中还提到,在鲁迅所处的年代,所谓“挨整”,就是坐牢、杀头,而鲁迅对此并不畏惧。
据此可以确定,1957年,毛泽东确实公开讨论过这个假设,并且认为,以鲁迅的性格,很大概率还会继续拿起杂文的笔。
胡适看到的是潜在的严酷处境,而这一番谈话,更多着眼于鲁迅骨子里不肯缄默的性格。
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流传极广的轶事,这就是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当中记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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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书中的叙述,1957年,罗稷南曾经当面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片刻,答道:“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句话在网络上被反复引用,几乎成了很多人谈及此话题时的标准答案。但是在使用这则材料的时候,史料层面的区别不能忽略。
周海婴本人并不是这次谈话的在场者,他是1996年在一次学术活动上,听别人转述罗稷南学生的说法,之后才把这个故事写进书里,而且原文当中,他也特意表明,交由读者自行判断真伪。
后来不少学者专门就此做过考证,现有档案显示,1957年罗稷南与毛泽东有据可查的见面,是7月7日上海的一场公开座谈会,参会名单、会议记录,都找不到这次私人问答的痕迹。
迄今为止,没有一手档案能够佐证这段对话真实发生过。
所以严谨地说,周海婴记录下了这样一则坊间传闻,但“毛罗对话”尚无可靠史料予以证实。这和1957年那两段有据可查的公开座谈记录,是两回事。
把三份材料放在一起对照,很有意思。
胡适判断,鲁迅活着会遭到清算,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根据公开记录,毛泽东的判断是,更大可能他依然会执笔发声。
那则广为流传的传闻,则把结局归纳为两种:坐牢仍要写,或是识大体而保持沉默。
三种答案,走向各不相同,却有一处高度一致:没有人相信,倘若活下去,鲁迅会彻底变成一个一言不发的人。
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鲁迅晚年最主要的武器就是杂文,看见社会上的人与事,便要落笔评论,常年置身各种思想论争之中。即便临近生命终点,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依旧笔耕不辍。
倘若生命得以延续,后世的种种现实,必然会进入他的视野,会不会落笔,要不要说话,会说到什么程度,外界会如何对待他,这一切终究只是后人的猜想。
历史不会给我们一次可供观察的现实实验。
为什么几十年来,人们总愿意反复提出这个假设?
陈漱渝曾经说过,这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木已成舟,逝者已逝,真实的答案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依据他留下来的文字、性格去做推测。
可一个命题是伪命题,并不代表它没有意义。
当我们不断追问,如果鲁迅活下来会如何,表面上我们在谈论鲁迅,实际上我们是在借着这个符号,思考文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胡适的预判是站在他的立场,去估量一个批判型知识分子所要承担的风险;公开谈话当中的判断,看重的是鲁迅身上斗士般的精神;那则广为流传的传闻,则把知识分子推到了“坚守”与“妥协”的二元路口。
这些结论未必能够还原真实的鲁迅,却能够照见每一个提问者心中,所理解的那个鲁迅形象。
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真正的鲁迅已经不可能亲自站出来回答这个假设。
时隔九十多年,今天我们研究鲁迅,可以翻阅他的全集,研读他的书信,梳理他一生的交游轨迹,辨析他思想的演变。可是后世提出的这些假设性问题,他再也无法亲自给出回应。
后世之人,可以不断替他设想命运,却不能代替他本人做出选择。胡适可以做出自己的预判,当年的领导人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周海婴可以记下一段辗转而来的传闻,今天的我们,也可以继续展开想象。但所有这些,都是“后人版本”的鲁迅。
真实的鲁迅,只活在他已经写就的文字当中。
所以在他145周年诞辰的这一天,与其无休止地推演“假如鲁迅活着,命运将会如何”,或许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倘若鲁迅今天真的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希望听到他说出一些什么?
当然,这个问题鲁迅同样不会开口作答。
但那些历经百年依旧摆在那里的文字,或许就是他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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