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11日清晨，上海威海卫路171号看守所内，狱警推开牢门时，发现里面少了一个人。距离押赴刑场只剩半小时，死囚范纪曼已经不见踪影，墙角却留着一块被污水浸湿的木板。
这不是普通杂物，而是他提前选好的“梯子”。几天来，他借着放风和打扫的机会，反复观察围墙、厕所和巡逻路线，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心里。越是临近行刑，越不能显出异常，否则稍有风吹草动，逃走便成了空谈。
范纪曼并非第一次面对牢狱。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他曾被捕入狱；抗战时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也多次落入敌手。几番进出监狱，使他逐渐明白，越狱靠的不只是胆量，更要有耐心、判断力和对环境的熟悉。
1906年，范纪曼出生于四川。青年时期，他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来参加北伐。战争与动荡让他很早接触到政治现实，也促使他走上秘密工作道路。1926年前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复杂环境中开展活动。
1929年，他在重庆参与学生运动，结识了彭雅萝。两人后来成为伴侣，也共同承担地下工作的风险。一次被捕后，范纪曼遭到连续审讯，却没有供出组织情况。出狱后，他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便化名进入北平求学，一边研习法律、经济和外语，一边寻找重新接上组织的机会。
转折出现在北平。经地下党员薛迅介绍，范纪曼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与此同时，他又因掌握多种语言，被吸收进国民党特务系统。这样的身份安排危险至极，却也给他提供了接触机密材料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靠惊天动地的行动建立功劳，而是把大量细小情报及时送出。美国使馆文件、日军在华北的部署、国民党与日本方面的往来材料，都曾成为他关注的对象。表面上，他是特务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暗地里，却在设法把重要信息交给党组织。
1935年前后，范纪曼在北平特务系统中担任重要职务。彭雅萝经营的“木简书屋”，表面是书店，实际上承担着联络和传递消息的任务。这样的掩护并不华丽，甚至显得平常，恰恰因为平常，才不容易引起注意。
抗战期间，他还参与搜集日军军火运输、军事部署等情报。一次次传递，靠的是极其谨慎的文字处理和联络方式。陈恭澍曾对他的工作效率表示惊讶，称他翻译和整理材料十分及时，却并不知道，这些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转交给了另一条渠道。
危险也随之而来。1942年，范纪曼在南京收集情报时被捕，遭到日军宪兵审讯。1944年，他再次被关押。狱中没有工作可做，他便把注意力放在门锁、墙体、守卫换岗和送饭路线等细节上。别人看到的是一堵墙，他看到的却是一组可以计算的距离。
1949年春，上海局势急剧变化。由于叛徒供认，范纪曼身份暴露，被国民党方面判处死刑。行刑前一晚，狱友周黎扬悄悄提醒他，第二天名单上已经有了他的名字。
范纪曼没有争辩，只低声说：“知道了。”随后，他把那块木板藏在身边，等候时机。
4月11日凌晨五点左右，天色尚暗。他突然捂住肚子，向看守示意要去厕所。看守迟疑片刻，见他神情痛苦，便打开牢门。范纪曼走出几步后，故意放慢脚步，待看守注意力稍有分散，立即转向围墙西侧。
那里墙体较为破旧，正是他观察多日的薄弱处。他把木板一端抵住墙根，另一端搭上墙头，借着斜面攀爬。动作并不轻松，木板也未必牢固，但行刑在即，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
他翻过墙头，跳入外侧的树丛。树枝划破脸颊，脚下石块硌得生疼，却不敢停步。追捕命令很快传遍上海，但国民党政权已接近崩溃，命令虽然发出，执行力度却大不如前。范纪曼辗转躲进民盟成员冯和法家中，直到上海解放。
这次逃亡没有改变他后来的人生。1955年，范纪曼因“潘杨案”受到牵连，被关押二十年，1975年才获释。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其恢复党籍，并认定他于1926年入党。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踏入秘密战线，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
晚年的范纪曼在高校任教，整理个人经历，向学生讲述情报工作中的纪律与判断。1990年，他在上海逝世。身后留下的挽联写道：“潜伏敌营十九载，一片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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