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唐生智不同意张治中岗位安排，程潜一番劝说后他接受了！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湖南籍几位老人在程潜公馆的牌桌上，为一项人事安排起了争执。唐生智听说张治中被提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把牌一丢，站起来说“我唐某不同意”。程潜拍着他的肩膀劝了一阵，唐生智最后说“照程颂公的意见办”。

牌桌上的这一幕，被周世钊的秘书陈明新记了下来。但唐生智为什么对张治中有这么大意见，根子不在1964年，在二十六年前的长沙。

唐生智是湖南东安人，1889年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他小时候跟着一位姓唐的先生读古书，先生常跟他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他15岁考入湖南陆军武备学堂，后来进保定军校步兵科，毕业后回到湖南陆军，从排长、连长一路升到师长。1926年北伐时，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主席。

唐生智信佛，法名法智，号曼德。他带出来的部队被称为“佛军”。一个带兵打仗的人信佛，听起来有点怪，但在唐生智身上，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他信的是“放下屠刀”那一套，也信“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一套。

他在各个营房设置佛堂，全体官兵清一色的袈裟，双手合十，高颂佛号。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军阀队伍里独树一帜，也让他这个人身上多了一层别人没有的东西。

唐生智的性格，用“胆识过人，敢作敢为，喜欢自行其是”来形容最合适。他不太听别人的，喜欢自己做主。这个脾气，跟了他一辈子。

唐生智恨张治中火烧长沙，但他自己手上也有一笔账，这笔账在南京。

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问谁愿意守南京。在场的将领多数不肯接这个活。李宗仁说南京地势不利，守不住。何应钦也说原则上难守。蒋介石发了火，说如果没人守，他自己守。唐生智站了出来，说他愿意守。

南京保卫战打了十几天。唐生智在城里指挥，战前他下令收繳船只、遣走渡轮，表明必死之心。但到了12月12日，大势已去。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

他在口头下达撤退令时，多允许了一些部队渡江，形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的局面，而当时的运输能力根本不允许这样。撤退命令下达的当晚，唐生智从下关乘船渡过长江脱险。

他走了以后，南京城里的部队还在打，很多部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被丢在了城里。后来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唐生智晚年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这笔账，唐生智一直记着。他提起来就难受，一直到他1970年去世，都没有真正放下。

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蒋介石密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把这件事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去布置，指定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放火正指挥，规定等军队从汨罗撤退之后再执行。

11月12日夜里，汨罗还没失守，长沙城里却起了火。放火队员误信了“日军已至新河”的流言，提着煤油火器，不分商店民宅，一概放火焚烧。

火从南门烧起来，一路烧到北门，烧了三天三夜。全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被毁，五万六千多栋建筑化为灰烬，三千多人丧生，几十万人无家可归。长沙城两千多年的积累，一把火烧成了灰。

唐生智是东安人，是湖南人。长沙被烧成那个样子，他心里过不去。这把火不是张治中亲手点的，命令也不是他直接下的，但焦土抗战的方案是他布置的，省主席是他。唐生智不管这些程序上的东西，他只认一个理：你是湖南省主席，你守土有责，你没守住，你还把城烧了。

1964年牌桌上的那几句话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中央统战部需要摸一摸党外人士对张治中任职的反应。周世钊的秘书陈明新陪周世钊去了程潜公馆，唐生智和陈明仁已经在座。

程潜把张治中的事提出来之后，唐生智的反应来得很快。他把扑克牌往桌上一丢，站起来说：“我唐某不同意中央的这一安排，‘猪头’他是个什么人？难道共产党和毛主席不知道吗？他是罪大恶极的人，他是火烧长沙的大罪人。张治中火烧长沙这一事实，我们湖南人，尤其我们长沙市的人，又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他说在大会选举时，他会投反对票。他还说，像程颂公这样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安排为副委员长是完全应该的。

唐生智这几句话，把长沙那把火和南京那笔账，都摆到了桌面上。

程潜从座位上站起来，拍着唐生智的右肩让他坐下来谈。程潜没有否认张治中火烧长沙有罪，他说“张治中火烧长沙是有罪的，我程某也对他有意见”。

但他话锋一转，说唐孟公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没有看到另一面。张治中在新疆为党为人民立下了大功。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了死令，要把关押在新疆的一大批共产党高级政治犯全部就地处决。张治中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批人全部保护下来了。

程潜说，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们这些旧军政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将功补过，张治中在新疆立的大功，完全可以补足他火烧长沙的过。然后程潜说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要说‘过’，我认为我们在座的四位，除了周老之外，我们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过’，共产党不是也对我们做了安排吗？”

这句话没有点名，但唐生智听得出来，程潜说的是南京。一个在南京撤了兵的人，没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另一个在长沙烧了城的人。

唐生智沉默了一阵，说：“还是程颂公学习得好，站得高，看得远，我照程颂公的意见办。”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张治中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唐生智投了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