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初，西柏坡，中共中央军委正在重新梳理各路大军的番号与指挥关系。此时，战场上的胜负固然重要，军队内部的职务排序也不能含糊。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通常是一、二号首长，而排在第三位的人，往往不是最常出现在战报上的将领。
判断四大野战军的第三把手，不能只看谁带兵冲锋，还要看前委名单、军政职务以及实际分工。尤其是解放战争后期，政治工作已经深入部队建设、土地改革、整军练兵和群众动员，政治干部的作用并不比军事干部逊色。
第一野战军的情况较为特殊。彭德怀既是司令员，又兼任政治委员，张宗逊担任副司令员，因此在军事指挥序列中，张宗逊是重要的第二号人物。
张宗逊早年长期在西北地区作战，指挥经验丰富。1947年西北战事紧张时，他曾负责陕甘宁地区野战部队的统一指挥。西华池战斗之后，部队没有达到预定作战目标，张宗逊承受了很大压力。随后，彭德怀接过西北野战部队的主要指挥权。
这并不意味着张宗逊从此失去信任。恰恰相反，在此后的西北作战中，他一直担任彭德怀的重要助手。若从整个野战军的军政结构来看，甘泗淇则是仅次于彭德怀、张宗逊的关键人物。
甘泗淇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红军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又担任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西北根据地条件艰苦，部队经历连续作战，政治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队伍的凝聚力。
他推动开展诉苦教育和整军工作，帮助官兵认清作战目标，稳定部队情绪。1955年，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军衔，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在人民军队中的资历与贡献。
第二野战军的第三把手，通常认为是张际春。刘伯承负责军事指挥，邓小平主持政治和全局工作，张际春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处在二野军政系统的核心位置。
二野前委成员的排列，也能说明问题。刘伯承、邓小平之后，便是张际春，随后才是陈赓、李达等人。刘邓大军转战中原、西南，张际春不仅负责政治宣传，还参与部队整编、干部管理和群众工作，是整个战略集团的重要协调者。
张际春本人十分低调。部队举行胜利展览时，工作人员曾把刘伯承、邓小平和张际春的画像放在显著位置，他看到后却要求撤下自己的画像。有人劝他保留，他只说：“做好工作，比挂不挂画像重要。”
1955年授衔时，张际春已经转入地方和行政工作，没有参加授衔。没有将军肩章，并不代表他在二野的地位不高，更不能据此忽略他的历史作用。
第三野战军的前两位首长是陈毅和粟裕，第三位则是谭震林。三野的军事行动往往由粟裕具体谋划，陈毅负责统筹全局，谭震林则在政治动员、地方工作和战役协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承担了极其艰巨的作战任务。谭震林不仅参与前线指挥，也负责把地方群众、后方支援和部队行动衔接起来。三野前委的排序中，谭震林位列陈毅、粟裕之后，这不是礼节性的安排，而是军政分工的体现。
谭震林后来转入地方工作，未参加1955年授衔。若只按照战场曝光度评价人物，容易低估这类负责政治与组织工作的干部。
第四野战军最容易出现误判。许多人把刘亚楼当作四野第三号人物，原因在于他是著名的参谋长，战役指挥能力突出。但四野改番号以后，刘亚楼已经担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不再是野战军司令部的参谋长。
按照四野前委的排序，林彪、罗荣桓之后是谭政。谭政担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负责东北部队的政治建设。罗荣桓赴苏联治病期间，东北军队的大量政治工作由谭政承担。
后来，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工作、二线兵团建设和部队整编，都离不开政治机关的推动。这些工作不如攻城略地醒目，却直接影响部队能否持续作战。1955年，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四大野战军第三把手中军衔最高者。
四个人的经历放在一起，会发现一个共同规律：野战军的第三把手，往往是副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张际春、谭震林、谭政，分别承担着凝聚部队、组织群众、稳定后方和建设军队的任务。
战场上的枪声容易被记住，政治机关里的会议、整军和动员却常常不见于战报。可正是这些不显眼的工作，使一支支部队能够在长期战争中保持组织力，并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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