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造假案落幕！主犯获刑罚没百亿，受害家庭索赔无门？

2026年9月21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纸裁定，给一场持续了八年的公共事件画上了法律意义上的句号。

长生生物原董事长高俊芳，四罪并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丈夫张友奎获刑六年，另有十余名高管分别被判处七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从2018年7月疫苗生产记录造假被国家药监局通告曝光，到终审落槌，整整八年。八年里，一家巅峰市值逼近三百亿的上市公司退市、破产、注销，十八人获刑，数十名监管官员被问责，一部《疫苗管理法》因此出台。

但法律上的句号，不等于事情的了结。

要理解这八年意味着什么，得先看一组数字之间的落差。

长春长生总资产在案发前约41.95亿元，扣除负债后净资产约31.39亿元。而药监部门开出的罚没单，总额是91.04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8.92亿元，加上违法生产销售货值金额三倍的罚款72.12亿元。

一个净资产三十亿出头的公司，背上了一张九十一亿的罚单。这不是“能不能交”的问题，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交的可能性。

事实也正是如此。长春长生的实物资产——土地、设备、股权——从2020年起陆续进入司法拍卖程序，最后一笔大额资产是2025年9月成交的一块闲置土地，成交价约1.8亿元。

实物清零之后，剩下的只有对外债权。2022年管理人报告显示，长春长生剩余可催收债权涉及一千三百余家债务人，核算价值约5.24亿元，到2026年挂牌时已缩水至3.91亿元。

2024年6月3日，长春长生完成工商注销。当刑事判决在2026年1月落定时，作为被告单位的公司主体已经不存在了。

就在企业资产被逐笔拍卖的同时，另一个与案件相关的数字始终没有被清算程序触碰。

兴业证券在2018年8月正式起诉张洺豪及其配偶，追索6.3亿元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的欠款。张洺豪是高俊芳的儿子，长生生物副董事长，案发前将大量股票质押给券商融资，杠杆拉到了极限。

疫苗丑闻一出，股价连续三十二个交易日跌停，创下当时A股最长连续跌停纪录，质押盘直接爆仓。

这笔六亿多的债务，至今没有被纳入长生生物的破产清算程序。它挂在张洺豪个人名下，跟着他走。

而张洺豪的配偶，在社交平台上曾用另一个名字活跃——隋嘉琪。粉色定制劳斯莱斯，光车漆费用据传二十四万元；出行搭乘直升机，爱马仕包袋摆满房间。她在网上留下过一句话：“世界从不平等，你有多努力，就有多特殊。”

一边是打了问题疫苗的孩子家长在恐惧中挣扎，一边是依托同一笔生意的家族成员在镜头前展示“特殊”。

她至今未受到刑事追究。

真正让这场清算显得不完整的，是那些最应该拿到钱的人。

案发后，两万四千余户长生生物投资者提起索赔诉讼。赢了官司，拿不到钱。这个结果不是执行环节出了问题，是清算程序本身的结构决定的。

现行《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的清偿顺序非常明确：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排在最前，然后是职工工资和社保，再是税款，最后才轮到普通破产债权。

接种疫苗家庭的人身损害赔偿，除医疗费用部分可以依据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排在最优先顺位外，伤残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均属于普通债权范畴，排在清偿队伍的末尾。

而九十一亿的行政罚没款，虽然数额巨大，其法定地位是劣后于普通民事债权的。但在企业净资产被罚没款完全覆盖的情况下，这个“劣后”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轮到普通债权时，池子里已经没水了。

一个接种了问题疫苗的家庭，如果想通过民事诉讼索赔，面前横着三道锁：被告主体已经注销，找不到人告；法院认定“不能证实涉案狂犬疫苗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举证链条走不通；即便侥幸进入破产分配，清偿顺位排在几乎最后。

吉林一位疫苗受害者的家属，曾在案发后对媒体说过一句话。孩子打了百白破疫苗，后来被诊断为“疫苗后遗症”，但鉴定结论迟迟出不来。没有鉴定，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损害事实”。没有损害事实，索赔就无从谈起。

这不是长春长生一案独有的困境。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中，全国超过三十万名儿童受害，三鹿集团同样资不抵债进入破产清算，单独主张民事索赔的受害者同样几乎没有拿到实质性赔偿。

两者的区别在于，三鹿事件有全行业出资的赔偿基金作为托底，而长春长生造假，涉案的只有这一家企业，没有共同侵权方来分担责任。

把这三个层面放在一起看——刑事的、行政的、民事的——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落差。

刑事层面，判决是完整的。十八人获刑，主犯无期，家属和下属一并被追责。行贿两千零九十万元换取药品注册和免于行政处罚的事实也被认定。司法程序走完了它的全部流程。

行政层面，九十一亿罚单的数字是完整的。它确立了一个标杆，宣示了公共安全领域违法行为的代价上限。

民事层面，数字是残缺的。

两万四千户投资者、二十余万接种了问题百白破疫苗的婴幼儿家庭，他们的索赔请求在清算程序里被排到了队尾。企业注销之后，连被告都没有了。

高俊芳个人全部财产被没收。但她在案发前通过股权质押、家族资产转移等方式，已经把相当一部分财富做了隔离。

没收个人财产能追回多少，是一个未知数。而张洺豪那六亿三千万的质押债务，和隋嘉琪的粉色劳斯莱斯，属于另一条法律轨道上的事情，与接种家庭的索赔不在同一个池子里分配。

2026年9月，终审落槌的那天，吉林法院门口没有太多人围观。

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从财务处长做到上市公司董事长，从管账的人变成了造假的决策者，最后走进监狱。她的家族企业注销了，她的丈夫入狱了，她的个人财产被全部没收。从个体命运的角度看，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完整的结局。

但对于那些在2017年给孩子打了百白破疫苗、之后多年在鉴定机构和法院之间来回奔走的家庭来说，事情没有结束。他们手里拿着的，是一张在法律上很难兑现的索赔单。

九十一亿的罚单，买不来受害者的赔偿。无期的判决，填不上二十万婴幼儿家庭的健康缺口。一个百亿市值的资本故事，最后留下的是一道需要用更长时间去弥合的公共信任裂痕。

终审判决写的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这场案件的真正执行，远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