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0年前后，上海法租界一处盛家宅邸里，盛爱颐与宋子文的相识，起初并不像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更像一场由英文课引出的谈话。一个是盛宣怀的女儿，一个是宋嘉树的儿子，两个出身显赫的年轻人，在新旧交替的上海有了交集。
盛爱颐生于1899年，是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盛家产业庞大，子女众多，家中礼法也格外严格。她自幼接受琴艺、英文和礼仪教育，母亲庄夫人对她管教甚严。宋子文比她年长数岁，留学美国，熟悉金融与政务，谈吐、见识都让盛爱颐感到新鲜。
那时的上海，洋行、银行和报馆林立，年轻人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越来越多。宋子文常为盛爱颐讲解英文，也谈美国见闻和经济事务。日子久了，授课不再只是授课，彼此之间的欣赏逐渐变成了感情。
据后来流传的回忆，宋子文曾向她表达过婚姻打算。盛爱颐没有立即回应，却并非没有动心。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家族安排中的名门女子来说，能够遇到一个愿意与自己交谈、理解自己的人，确实难得。
真正的难题，来自庄夫人。
庄夫人并不认为宋家足以与盛家相提并论。盛宣怀曾掌握晚清洋务企业和铁路、电报等重要事业，盛家的声望建立在财富、官场关系与家族门第之上。宋嘉树虽是孙中山的重要支持者，宋家子女也颇有才干，但在庄夫人眼中，这个家庭的根基仍不够深厚。
她没有直接与女儿争吵，而是采取了更符合大家族习惯的办法：让宋子文离开上海。家中长辈借故劝他前往武汉，后来又有广州方面的事务召唤。盛爱颐明白，这并非普通的调动，而是母亲在有意拆散二人。
宋子文没有轻易放弃。他回到上海后，曾设法与盛爱颐见面。可每一次相逢，盛爱颐都显得十分克制。她不是不爱，而是不敢违抗母亲。盛家女儿的婚姻，从来不只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家族体面、财产关系以及长辈之间的权衡。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宋子文受重用，开始进入政务与金融领域。赴广州之前，他希望盛爱颐能够与自己同行。相关叙述中，二人曾在钱塘江一带告别，宋子文拿出船票，请她一同南下。
盛爱颐没有答应，只说：“你先去吧，我等你回来。”
她送给宋子文一片金叶。宋子文则表示，这件礼物只是暂借，日后一定归还。这样的对话是否完全如当事人原话，已难以考证，但金叶故事长期流传，正因为它保留了那段关系中最复杂的一层：有感情，也有迟疑；有承诺，也有无法迈出的脚步。
盛爱颐以为，距离不会斩断感情。她留在上海，继续承担女儿和大家闺秀的角色。她等待的并不是一个确切日期，而是母亲改变主意，是宋子文事业稳定后重新回来，也是两人能够在不伤害家族的前提下成婚。
遗憾的是，宋子文的人生很快转入另一条轨道。他在广州政权中任职，后来参与财政、金融等重要工作，事业声望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他与张乐怡成婚，家庭生活也逐渐确定下来。盛爱颐得知消息时，距离钱塘江边的分别已经过去多年。
所谓“苦等七年”，并不一定对应一份完整、连续的等待记录，更像是后人对这段感情长度的概括。可以确定的是，盛爱颐曾长期没有接受新的婚姻安排，她把那段未完成的感情放在心里，直到后来才嫁给庄铸九。
此后，盛家的处境发生变化。盛宣怀去世后，家族产业逐步衰落，昔日显赫的盛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压力。值得一提的是，盛家后来偶有事情需要宋子文协助，庄夫人对此曾感到后悔。只是盛爱颐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等待答复的少女。
有人问起旧事，她曾以带有几分自嘲的口吻说：“他如今身居高位，我何必去巴结他？不过，那片金叶还没有还我。”
这句话听起来轻松，实际却把两人的关系交代得很清楚：旧情并未成为重新开始的理由，金叶也不只是礼物，而是那场婚姻未能实现的见证。盛爱颐后来仍参与家族事务，处理生活中的种种难题，没有把自己困在一段旧情里。至于宋子文晚年的家庭与事业，则沿着他选择的道路继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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