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大搞“AI投毒”

文｜陆弃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再次要求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强调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国际贡献。这一表态发生之际，日本国内有关历史认知、军事政策和国家安全的讨论仍在持续。几个月前，日本右翼利用众包平台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制作歪曲侵华历史的视频被曝光。历史问题由此出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新变化：过去争夺的是教科书和纪念场所，如今争夺的对象，开始进入数字数据库和人工智能系统。

据日本媒体调查及中国国家安全部7月披露的信息，日本一些右翼势力通过CrowdWorks等众包平台招募人员制作“批判中国类”视频，一条30秒的相关视频报价约5000日元，部分涉华负面内容还按照播放量给予额外奖励。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公开材料能够证明的是相关内容生产和传播存在，以及日本政府长期设有海外战略信息传播预算；但仅凭这些信息，还不能简单推断每一项具体造假内容都直接由日本政府下令制作。

真正值得重视的，恰恰是这种内容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把过去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制作，压缩成了极低成本的标准化流程。一个没有专业历史知识的人，只要按照既定提示词生成内容，再经过简单剪辑，就可能制造出看似完整的“历史解释”。当这种内容按照流量付费时，历史事实就可能被转换成一种商业化的信息产品。

问题也不止在于一条假视频传播了多少次。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传播存在一个新的循环：网络内容进入搜索系统，搜索结果进入知识库，知识库又可能成为模型检索和生成答案时的参考。如果未经核验的错误叙事持续增加，它们就可能从短视频平台的噪音，逐步变成模型回答中的“背景信息”。

这并不意味着几条虚假视频就能直接改变大型模型的整体知识结构。模型训练、检索和回答机制远比简单的数据堆积复杂。但风险确实存在，而且历史问题尤其敏感。因为历史事实不像天气预报那样可以每天重新测量，很多用户并没有条件逐条核对原始档案。当错误内容披上“资料”“研究”“政府文件”的外衣，其可信度反而可能被人为放大。

日本政府推动的政务AI“源内”，使这个问题进一步进入公共治理领域。日本数字厅公开资料显示，该系统面向约18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开展大规模实证，并计划逐步扩大应用范围。相关报道显示，其检索语料涉及约1800万页政府资料，其中官报数据从1947年5月开始收集。日本方面对这一时间范围有自身行政数据管理逻辑，但从历史研究角度看，如果一个处理近现代日本政策问题的系统缺少战前、战争时期以及战败过程中的原始资料，那么它在涉及战争责任时就可能出现明显的资料缺口。这里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某个AI系统是否“已经被投毒”，而是一个更普遍的原则：谁决定语料进入什么、排除什么，谁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器能够看到怎样的历史。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今年也更新了网站和检索系统。其自身发布的信息显示，新系统着眼于提高资料被一般搜索引擎以及生成式AI参照的便利性。这个变化本身并不意味着资料存在篡改，更不能因为资料来源于日本机构就否定其历史价值。恰恰相反，数字化本来可以让更多原始档案进入全球知识体系。问题在于，当检索便利性提高，而史料的来源、形成背景、时代局限和相互印证机制没有同步强化时，机器可能会把“容易找到”误认为“更重要”。

这也是数字时代历史记忆面临的新挑战。过去，历史修正主义更多表现为删改教材、模糊措辞、选择性纪念；今天，它可以表现为关键词设置、数据边界、搜索排序和自动生成。技术没有改变历史事实，却可能改变人们接触历史事实的路径。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历史叙事与现实安全政策之间并非完全割裂。日本近年来持续讨论防卫政策调整和军事能力建设，高市早苗又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提出删除“敌国条款”。这些政策本身可以进行合法的政治讨论，但如果有关战争责任的历史认知同时被不断弱化，地区国家自然会更加关注日本究竟如何理解自身过去，以及这种理解会不会影响今天的国家政策。

今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关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判断，并不是依靠某一个国家今天的政治表态才成立，而是建立在国际文件、法庭判决、历史档案、战时记录、幸存者证言以及大量实物资料之上。日本自己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保存着大量与战争及殖民统治相关的原始材料。

因此，面对所谓“AI投毒”，真正有效的办法不是让机器替人决定历史，而是让机器更容易回到证据本身。重要档案应当保留来源和形成时间，敏感历史议题应建立多来源交叉验证，模型回答应尽可能提供可核查的原始出处。对于争议性极强的历史问题，更应该把不同叙述放在证据链中比较，而不是让流量、搜索权重或者单一国家的官方叙事决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