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孔德军
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完成从伊拉克撤军的最后期限。9月28日,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再次确认,相关撤离将在9月30日完成,并表示伊拉克安全力量已经部署全国。此前,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已把这一日期定位为主权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有伊拉克官员9月27日称,巴格达准备从30日起,让政府机构放假四天,庆祝“主权日”。
对伊拉克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再只是外国军事力量何时撤离,而是外部军事任务结束后,安全权力和安全责任能否进一步归于统一的国家体系。
2003年战争后,伊拉克长期面临外国军事存在。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大举扩张,国际联盟再度介入反恐行动。2017年伊拉克宣布取得反恐战争的军事胜利,外部力量的任务逐步由直接作战转向训练、咨询和支援。
此次外国军事力量收尾也并非突发。2026年1月,伊拉克负责终止国际联盟任务的高级军事委员会宣布,联邦地区军事基地和指挥机构中的联盟顾问已经撤离,伊拉克安全力量接管有关设施;剩余阶段主要涉及埃尔比勒方向,并按既定安排延续至2026年9月底。因此,9月30日的意义不宜简单等同于一次撤军。更核心的内涵在于,过去由外部力量承担或参与承担的部分安全职能,将进一步交还伊拉克。
外部军事任务可以按照时间表结束,但国家内部安全权威的整合,无法在同一天完成。
5月12日,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卡西姆·阿拉吉在参加大西洋理事会视频会议时指出,2017年击溃“伊斯兰国”之后,更复杂的任务是推动国家从应急状态转向完整掌握武器和安全决策。他同时表示,安全部门改革的目标,是构建受国家权威和法律约束的统一安全体系。6月4日,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接受伊拉克国家通讯社采访时宣布,将成立专门委员会,推动终结武装力量中的政治隶属关系,整治国家体系之外的武装活动。
这让 9 月 30 日拥有超越外军撤离本身的深层内涵。外国军事力量缩减,并不会自动带来更加完整的主权。倘若武器使用、军事行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仍游离于国家权威之外,那么外部任务落幕之后,内部安全体系能否真正实现统一指挥这一问题,将变得更为突出。
伊拉克当前安全结构有复杂的历史成因,无法依靠简单裁撤或单次行政命令完成统一整合。真正的检验标尺,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决策权,能否越来越明确地回归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
主权,最终还要靠自身能力支撑。
伊拉克方面今年已多次表态,本国安全力量具备承担全国安全任务的能力。今年1月,高级军事委员会称,“伊斯兰国”已不再构成战略性威胁,伊拉克军队能够防范其再度形成大规模威胁;9月28日,萨巴赫・努曼再次表示,伊拉克安全力量已实现全国覆盖。
这些首先是伊拉克官方对自身安全能力的判断,真正的检验仍在9月30日以后。反恐、边境管控、领空防卫、情报协同以及安全力量的统一指挥等职责,都需要本国持续承担。训练、技术和信息交流可作为国家间正常交往的组成部分,但不能替代伊拉克自身安全能力,更不能催生新的外部安全依赖。
这也是观察伊拉克下一阶段局势最重要的标尺。以往,外界习惯从外部势力博弈的视角审视伊拉克,追问谁进驻、谁撤离、谁填补权力真空。9月30日之后,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拉克能否持续压缩需要外部力量填补的空间。
一项外部军事任务可按时间表画上句号,但国家自主安全能力,只能在长期建设中逐步成型。对伊拉克来说,主权归根到底不在于谁宣布撤离,而在于国家能否自主守卫领土与领空、掌控武装力量、统一安全决策,并为本国安全承担最终责任。(作者简介:孔德军,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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