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法的构建

古代有礼法的说法，大概是汉代以后兴起来的。礼与法是统治者要构建的体系，或者说要通过礼法来治理天下，而不是简单地用法律治理。

先秦有儒法之争，主要是礼与法、德与行的对立。汉代以后，礼入于法，儒法合流。礼与法的主次是分明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礼对于法的支配，法对于礼的服从。把法律的目的说成是对于善德的促进，对构建社会的和谐是有效的，或者说在善德的推行下，法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汉代董仲舒以《春秋大义》为断讼依据，讲的是“原心定罪”。法律可以直探人心，归因于礼与法的合一。《礼记·经解》中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礼“禁于将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礼与法是分工明确的，孩子从小要继承礼教传统，或者说起码应该懂礼貌，后来再学习伦理纲常的法则，还要有一定的惩罚规定，不能让他们随便污蔑礼教，也不能让他们怠于学习。儒家讲究人心向善，讲究仁义礼智信，讲究不失其本心。本来人心是自由的，也是自主的，有了礼教的束缚，就把这种对于人心的改善外化为强制性的制度。《唐律》规定，父母在，不得别籍异财，否则即为不孝之罪。依刑律，处徒刑三年。父母虽亡，丧服未满，而别籍异财者同罪。法律惩罚的是忘亲之心，惩罚不孝之子，实际在于纠正世道人心，要人们讲孝道。道德并不由法官来推行，而是由皇帝和政府官吏带头践行。甚至只是在口头上宣扬，实际到底怎么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秦始皇只用法家的严刑酷法治理天下，并没有用儒家的思想作为阶级之间的软化剂，以至于到秦二世就亡国了。汉代采用了儒家的思想，要确立礼法规范，最终得以长久。其实人们遵从礼法规定，并不会轻易干篡越行为，不会随便围攻官府，也不会弃老人于不顾。他们有可能像孟子说的那样，舍生取义，也有可能完全是一个孝子，要孝敬父母，而孝的引申义就是忠。在孝的基础上，实现忠恕之道。如果人人都这样，那么社会将会非常和谐，而不会生出内乱。只不过古代社会发展并不如人意，一旦遭遇饥荒战乱，遭遇蝗虫灾害，遭遇洪水，遭遇地震，就很可能出现信任危机，由此引发农民起义。本来带头践行礼法规范的是皇帝和官员，但只是践行，却并没有完全实现，或者说没有监督人们去执行，以至于礼法只成了一种约束人们头脑的东西，当然会有超出礼法之外的作奸犯科者，有可能不被惩罚。有男女偷情的，竟然得手，却不会被发现。即便被发现了，男人逃走了，女人被浸猪笼。那么这样的礼法惩罚是否合理呢？男人要遵从礼法的规定，要承担地里的农活，必要的时候还要留长辫子，不能剪发。女人要遵守“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那么这样的立礼法规范，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礼法规范制定之后，礼和法是分开的，后来又合为一体，甚至法律都受到礼教的约束。

倘若权贵犯了罪，不管是强奸美女，还是打死了人，都有可能被治罪。权贵和农民犯了同样的罪，那么权贵很可能被轻判，而农民有可能掉了脑袋。即便权贵被重判，在被砍头的时候，还有刀下留人一说。权贵有钱有人脉，可以搞各种官场的运作，即便被判了重罪，也有可能最终通过银子运作，全身而退。毕竟礼教在那里摆着，法律受到礼的约束。倘若一个男人犯了法，官府捉拿逃犯，他的父亲把他藏起来，不报官。在礼的层面上，他的父亲做的对，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呢？可是在法律层面，他的父亲成了共犯。有两家是邻居，因为宅基地引发纠纷。一家的女人被另一家的儿子开车撞死了，说是车祸意外，还搞了一点赔偿，而另一家的儿子以为是谋杀，就去寻仇，把对方家里的儿子和父亲都砍死了，那么这样的犯罪应该如何定性呢？涉及到亲情、友情和爱情就很难定罪，当然官员会依照礼规则来定罪，并不完全靠法律来定罪。就像《水浒传》中的武松一样，为报长兄被害之仇，自己搜集证据，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还把王婆扭送官府。古代民间寻私仇的风气比较浓厚，并不总是依赖官府的判决，因为官府的官员总是搞权力寻租，要吃了原告吃被告，最终吃到一方或双方都负担不起的时候，采选一个双方都不得罪的判决结果，公布出去。如此一来，就有了寻私仇的人，不仅是武松寻私仇，而且宋江寻私仇，杨雄寻私仇。好汉们大多都自己寻私仇办事，杀人越货，不依赖官府。

礼是一种约束，和法律的强制作用不一样。小时候礼法的灌输是强制的，或者说长辈对晚辈的教育穿插了礼法教育，里面既有礼教的习俗和礼仪制度，也有法律条文，但并不特别强调法律条文，只是强调那些礼教规定。皇帝每天上朝下朝有礼法规定，祭天祭地有礼法规定，还是民间百姓祭祖的规定，还有各种祭神的规定。有家族长老带着大家祭奠祖先的规定，还有出行的礼仪规定，见到长辈或晚辈的打招呼规定，吃饭、穿衣的礼仪规定等等。似乎任何一种礼仪规定都在约束人性，就像孔子说的，“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一辈子遵守礼法规定，到七十岁了，就已经在礼法的约束范围内说话做事了，不会超越规矩本身。礼教的规定其实是从儒家学派发展而来，已经独立为一种学科，或者说独立为一种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甚至现在很多人都在遵守这种规定。只不过很多人都像古代的道学先生一样，表面上讲究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干一些蝇营狗苟之事。实际上现在的法律吸收了西方法律的一些特征，并不讲究人情关系，只是在法庭内外搞私下运作，讲人情关系。人情靠银子维系，真正判决的时候并不讲人情。或者说人们用道德传统来讲法律，是不对的。礼与法已经完全分开了，并不存在礼约束法的行为，除非有背地里的银子运作，有贪污腐败行为。

封建统治者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用心构建的礼与法的体系，到现在已经完全分开，不再合二为一，以至于礼崩乐坏，法律精神也不是那么纯粹了。尤其是资本在各个领域运作之后，已经和权力高度融合，当然会为经济发展扫清道路。这个时候黄赌毒有了，贪污腐败现象有了，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有了。看来祖宗之法还是变了，再也不能提礼教传统，也不能提所谓的礼法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