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四大野战军下辖的兵团司令员里，一野的许光达、二野的陈赓、四野的萧劲光，都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唯独第三野战军的4位兵团司令员，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叶飞，全部止步于上将。
三野是解放战争中歼敌数量最多的野战军，兵团司令却无一人跻身大将之列。这背后不是战功的差距，是授衔制度、资历层级和名额分配共同作用的结果。
1949年初，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下辖第7、第8、第9、第10共4个兵团。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湖北红安人，红四方面军出身，曾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1949年任第7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湖北荆门人，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曾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1949年任第8兵团司令员。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湖南醴陵人，黄埔五期毕业，曾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福建南安人，菲律宾归侨，以骁勇善战著称，被称为三野“悍将”。
1955年授衔时，这4个人全部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野方面，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二野方面，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四野方面，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被授予大将军衔。
一野5个兵团出了1个大将，二野3个兵团出了1个大将，四野4个兵团出了1个大将。三野4个兵团，一个大将都没有。
1955年授衔有一条基本规则：正兵团级，原则上评上将，个别的可评中将或大将；副兵团级，原则上评中将，少数可评上将。三野4位兵团司令员全部属于正兵团级干部，授予上将军衔完全符合当时的评定标准。
许光达、陈赓、萧劲光能评大将，不是因为他们是兵团司令这个身份，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超出正兵团级的特殊条件。
许光达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性人物，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二方面军在十大将中需要一个代表，这个名额不是按战功排出来的，是按“山头”平衡出来的。许光达后来担任装甲兵司令员，装甲兵是大兵种，大兵种主官在授衔时享有“提级”待遇。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许光达的大将位置就稳了。
陈赓是黄埔一期，“黄埔三杰”之一，1925年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南昌起义后长期在特科工作，抗战中带领386旅让日军专门写下“专打386旅”的标语。解放战争率第4兵团千里大追击，从江西一直打到云南。论资历、论战功、论在国共两党军队中的知名度，陈赓评大将是“保底”的。
萧劲光红军时期就是军团级干部，抗战时留守陕北，解放战争带着第12兵团从东北打到广西。1949年10月，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他，让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员。海军是大兵种，萧劲光作为海军司令员，在授衔时享受大兵种主官的“提级”待遇，大将毫无悬念。
反观三野4位兵团司令，情况就不一样了。
王建安是红四方面军出身，最高做到军政委。陈士榘参加过秋收起义，但长期担任参谋职务，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到第8兵团司令员，他的角色更偏“参谋长”而非“军事主官”。宋时轮红军时期是军级参谋长，黄埔五期毕业，在红军时期的级别不算突出。
叶飞虽然是闽东红军独立师出身，但那个“师”实际兵力仅千余人，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军团级干部相比，起点明显偏低。
这4个人的资历天花板，基本都在上将这一层级。
三野没有产生兵团司令级别的大将，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三野的副司令员粟裕本人就是第一大将。
粟裕长期坐镇华东野战军指挥中枢，4位兵团司令都是他的直接下属。如果王建安或叶飞也评大将，就会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下属与直接首长平级。在军队等级体系中，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三野已经有粟裕这位“首席大将”坐镇，陈毅又是元帅，华东方向的代表已经足够。再从三野兵团司令中挤出一个大将名额，必然要挤掉其他方向的人选。
1955年大将名额确定为10人，这个数字是反复权衡之后的刚性数字。10个人必须兼顾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兼顾各大野战军，兼顾政工、后勤、军事主官，兼顾海空军和技术兵种。
在这个框架下，三野的粟裕已经代表三野入选，华东方向的名额就用完了。三野兵团司令中没有出现像许光达那样具有“山头代表”意义的人物，也没有达到萧劲光那样的大兵种主官级别，更没有陈赓那样横跨国共两党的传奇资历。
三野4位兵团司令全部授予上将，是制度评定下的结果。他们的战功和贡献，不会因为军衔的不同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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