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7年，北京，张震奉命参加一次关于总后勤部领导班子调整的谈话。总后政委一职空缺已久，军委需要从几位候选人中确定人选。邓小平征求张震意见时，张震没有绕弯子，明确提出了王平的名字。
张震看重的，不只是王平的资历，更是他的政治判断和处事风格。两人曾在南京军事学院长期搭档，彼此了解，配合默契。张震认为，王平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作风民主，处理复杂问题比较稳妥。这个建议，后来成为王平走上总后政委岗位的重要一环。
但在此之前，王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明确职务。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歇职，而是在特殊年代遭受冲击后，长期等待组织结论。对一位参加革命多年、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将军来说，这种等待比忙碌更难熬。
1958年，王平从朝鲜回国，调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此后，他先后与廖汉生、刘浩天、张震等共事。与张震搭档的时间较长，两人既要抓学院建设，也要应对复杂的内部局面，彼此形成了较深的信任。
后来，张震和王平都受到冲击。张震一度遭遇危险，王平则在做过十二指肠溃疡手术后被监禁，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很大压力。张震在1969年底下放武汉工厂劳动，几个月后恢复工作，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王平的处境却持续得更久。
王平被罗列了几十条所谓问题，之后这些问题陆续得到甄别。1972年，他回到南京居住，等待组织结论。时间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人来找他谈工作。一个久经军旅的人，突然失去岗位，心里的焦灼可想而知。
他后来前往北京，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工作问题。叶剑英、李德生等领导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当时许多问题尚在处理，暂时无法立即安排职务，只能先恢复他的基本组织生活。王平没有因此消沉，回到南京继续等待。
1975年4月，任命终于下来，他被调到炮兵司令部担任政治委员。有人见他身体消瘦，走路气喘，说话也不够利落，私下里担心他难以承担繁重工作。面对这种议论，王平没有争辩，只是把精力放到实际工作上。
到任之后，他很快着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推动甄别和平反，整顿机关作风，恢复正常的组织秩序。短短几个月，炮兵司令部的工作面貌便出现变化。有人感慨：“没想到王政委一来，事情推进得这么快。”这句话，反映的是实际效果，而非场面上的表态。
1975年8月，王平调往武汉军区。临行前，叶剑英、邓小平向他说明了任务：武汉军区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是全军部署中的重要力量，必须把部队稳定住、掌握好、整顿好。
当时，武汉军区辖有3个军、2个独立师以及4个特种兵师，部队规模大，情况也较为复杂。整顿工作刚开始，部分干部心有顾虑，担心言多有失，不愿主动触碰难题。有人甚至劝王平少讲话、多照稿子办事。
王平没有接受这种消极做法。他说：“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句话并非鼓励冒进，而是提醒干部不能因为过去受过冲击，就对一切工作畏首畏尾。整顿需要原则，也需要实事求是，不能把谨慎变成不作为。
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王平强调区别性质、依靠事实。对确属冤错的案件，认真复查；对干部的历史问题，不简单化处理；对部队建设中的现实困难，则通过调整班子、恢复制度逐步解决。这样的做法，使整顿没有变成新的扩大化。
在武汉军区工作期间，王平与司令员杨得志配合较好。一个侧重政治和组织工作，一个着眼军事指挥与部队建设，遇到问题能够协商处理。两年左右的实践，让上级进一步看到了王平处理大单位复杂局面的能力。
1977年，叶剑英找王平谈话，告诉他总后勤部领导班子需要调整，军委经过比较，认为他较为合适。总后勤部当时积累的问题较多，机关、直属单位和干部队伍都需要重新梳理，绝不是换一个职务那么简单。
张震出任部长，王平担任政委，两人再次搭档。整顿过程中，涉及干部达三千多人，必须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既清查历史遗留，也调整不适合继续任职的人员，同时选拔政治表现较好、年富力强的干部补充进来。
总后勤部的整顿，先从重点单位入手，总医院等单位的工作秩序较快得到改善。对原有干部，既不一概否定，也不迁就明显问题；对确有能力、表现良好者，尽量妥善安排。这样的处理，减少了阻力，也避免了简单化。
王平在总后勤部工作了8年，直到1985年退居二线。对他而言，这段经历并非突然降临的荣誉，而是炮兵司令部和武汉军区两次实践积累后的结果。此前那段漫长的等待，也在一次次具体工作中，转化成了处理复杂局面的耐性与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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