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开奖仅24小时，中国3位科学家悄悄入围，奖金今年又涨了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来了。

今年除了最终花落谁家，还有一个数字格外扎眼：单项奖金涨到约815万元。

可相比奖金，中国网友真正盯着的，是这三个熟悉的名字！

很多人关注诺奖，第一眼先看奖金，这很正常。

换算成人民币，动辄几百万元，一个普通家庭可能一辈子都攒不下这么多钱。

但诺贝尔奖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这里。

它的奖金并不是瑞典政府每年拨一笔钱，而是来自诺贝尔留下的遗产以及此后的长期投资收益。

一百多年过去，基金会要考虑的不只是今年发多少钱，还得想办法让这笔钱继续撑下去。

2012年，受资产收益压力影响，单项奖金曾从1000万瑞典克朗降到800万。

后来随着基金会财务状况改善，又一路往上调。

所以奖金涨跌看着只是一个数字，背后其实是在做同一件事：

尽量别让100多年前设立的这份科研奖励，被通货膨胀一点点稀释掉。

不过，真正到了诺奖级科学家这里，钱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在实验室里熬二三十年，真正等的不是那张支票，而是自己的研究终于被世界承认。

薛其坤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如今再看薛其坤的履历，很容易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学霸故事”。

可他年轻时远没有这么顺。

考研第一次高等数学39分，第二次普通物理又考了39分。

连续两次失败，直到第三次才终于进入中科院物理所。

后来赴日本东北大学学习，他又留下了一个很有名的外号——“7—11先生”。

早上7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离开。

这种近乎苛刻的工作节奏，他坚持了很多年。

而真正让薛其坤在国际物理学界打出名号的，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这个名字第一次看确实拗口，但原理并不是完全没法理解。

正常情况下，电子在材料中运动会发生散射和碰撞，能量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损耗，最终很大一部分变成热。

而量子霍尔效应里，会出现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

电子可以沿着材料边缘形成近乎无耗散的导电通道。

麻烦在于，传统量子霍尔效应通常需要非常强的外加磁场和低温条件，离真正大规模应用还有很远距离。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最诱人的地方，就在“反常”两个字。

它可以依靠材料本身的磁性和拓扑性质，在不需要外加强磁场的情况下实现类似的量子化输运。

理论早就有人提出，难的是把它真的做出来。

从2009年开始，薛其坤团队连续攻关近4年，生长、测试了超过1000个样品。

这1000多个样品并不是简单复制。

材料磁性不够，不行。

内部不能足够绝缘，不行。

拓扑电子结构不合适，还是不行。

几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少一个都看不到最终结果。

直到2012年底，团队终于在磁性掺杂拓扑绝缘体薄膜中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研究成果随后发表于《Science》。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实验中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杨振宁当年评价得非常直接：

这个奖为什么每年诺奖前都会被拿出来讨论？

当然，这不代表薛其坤今年一定获奖。

但至少说明，在国际学界眼里，这项工作已经进入“诺奖级成果”的讨论范围。

而另外一位卢煜明，做出的改变离普通家庭就更近了。

如果说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距离普通人还有些远，那么卢煜明的研究，很多家庭其实已经直接受益。

今天孕妇去医院做无创产前检测，抽一管血就能筛查胎儿部分染色体异常风险。

很多人觉得这项检查本来就该这么做。

可在几十年前，并不是这样。

过去要确诊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异常，常用办法包括羊膜腔穿刺和绒毛取样。

这些检查能够直接获取胎儿遗传物质，但因为属于侵入性操作，始终存在一定风险。

卢煜明当时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不直接碰胎儿，也能拿到胎儿的遗传信息？

1997年，他找到了答案。

卢煜明发现，孕妇血浆里存在来自胎儿的游离DNA。

这句话看着简单，意义却完全不同。

过去大家想知道胎儿的遗传信息，思路是“去胎儿那里取样”。

卢煜明发现后，思路变成了：

妈妈的血液里，本来就带着胎儿释放出来的DNA片段。

只要能够把这些极少量的DNA检测出来、区分出来，就可能隔着母体血液了解胎儿情况。

真正的难点也由此出现。

孕妇血浆里绝大多数DNA来自母亲，胎儿DNA只占很小一部分。

如何从巨大的“母体背景”里，把胎儿那一点信号准确识别出来，才是技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卢煜明和团队此后用了十多年完善整套检测体系，最终推动无创产前检测，也就是如今大家熟悉的NIPT，真正走向临床。

如今这项技术已经进入100多个国家，每年有大约1000万名孕妇受益。

而卢煜明后来还顺着“血液中的游离DNA”继续往前走。

癌细胞同样会把DNA片段释放进血液。

既然如此，能不能通过抽血，提前捕捉癌症留下的踪迹？

这又把他的研究带到了液体活检和癌症早筛领域。

从孕妇产检到癌症检测，看起来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底层逻辑其实是同一个：

血液不仅仅是血液，它里面还藏着身体不同细胞留下的遗传信息。

2022年，卢煜明因此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而拉斯克奖，本身就是医学界公认最受关注的诺奖前哨之一。

第三位陈志坚，研究的又是另一件事。

人体每天都会遇到细菌、病毒以及各种异常细胞。

免疫系统当然会反击。

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曾经困扰科学家很多年：

免疫系统第一时间到底是怎么发现敌人的？

尤其是DNA。

正常情况下，我们自己的DNA主要待在细胞核和线粒体这些该待的位置。

如果细胞质里突然出现了大量不该出现的DNA，这往往意味着两种情况：

要么外来的DNA病毒进来了，要么细胞自身出了问题。

问题是，谁负责发现这些DNA？

陈志坚团队找到了一个关键答案——cGAS。

如果一定要用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它确实很像一个报警器。

但它不是看到DNA以后直接“大喊一声”这么简单。

cGAS识别到细胞质中的DNA后，会合成一种叫cGAMP的第二信使。

cGAMP随后结合并激活STING蛋白。

接下来，一系列信号被层层传递，最终促使细胞产生Ⅰ型干扰素以及多种炎症因子，免疫系统由此进入警戒状态。

这才是完整的cGAS—STING通路。

简单说就是：

cGAS负责发现异常DNA，cGAMP负责传信，STING负责把警报继续往下送。

这套机制被弄清楚以后，很多过去解释不通的问题一下有了入口。

病毒感染为什么会触发免疫反应？

有些自身免疫病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炎症？

癌细胞产生的异常DNA，能不能反过来成为调动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的信号？

答案都和这条通路有关。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全球很多药企都在研究STING激动剂、cGAS抑制剂等相关药物。

前者希望把免疫系统的火力调起来，用于抗肿瘤等方向；

后者则想在某些免疫系统反应过头的疾病中，把警报适当压下去。

一步一步，全是免疫学领域分量极重的奖。

所以到了诺奖季，他的名字自然又会被反复提起。

把薛其坤、卢煜明、陈志坚放在一起，其实很难比较谁更厉害。

研究方向完全不同。

薛其坤在解决凝聚态物理中的基础问题。

卢煜明把一个基础发现一路做成全球使用的临床技术。

陈志坚则把人体先天免疫里一条极重要的DNA感知通路彻底揭开。

但3个人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不是突然因为诺奖预测才变得厉害。

薛其坤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十几年前已经震动物理学界。

卢煜明的无创产前检测，也早已改变全球产科临床。

陈志坚发现cGAS以后，整个核酸感知和先天免疫研究都被往前推了一大步。

诺奖如果来了，是对他们几十年研究的一次加冕。

如果今年没来，这些成果同样不会少一分价值。

更何况，诺贝尔奖正式提名名单本身要保密50年。

所以每年外界口中的所谓“热门”“预测名单”，本质上都是根据科研成果、学术影响力、国际大奖以及历年诺奖规律做出的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看诺奖，不能只盯着最后那个名字。

真正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这个人有资格被一次又一次放进讨论里。

薛其坤做1000多个样品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拿诺奖。

卢煜明第一次从孕妇血浆里找到胎儿DNA时，也不知道这项技术后来会走进100多个国家。

陈志坚寻找DNA感知机制的时候，更不可能提前知道有一天全世界药企都会盯上cGAS-STING。

他们真正押中的，从来不是诺贝尔奖。

而是一个值得花十年、二十年甚至半辈子去解决的问题。

诺奖一年开奖一次。

可真正够资格站到这张名单附近的人，往往已经在实验室里熬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