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秋，晋察冀边区西部，年仅26岁的赵侗站在队伍面前，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带着国民党方面的委任状和一支武装，再次踏入这片根据地，并在数百人的追击中走向覆灭。
赵侗出生于1912年，祖籍奉天岫岩。青年时期，他先后求学于沈阳第二工科学校和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校园里的书本很快被现实撕开。赵侗没有继续走求学道路，而是进入牡丹江警察分署，参与抗日活动。
当时，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不愿做亡国奴，组织东北民众自卫武装。赵侗逐渐成为骨干，后来回到家乡一带开展抗日。他曾率领学生武装袭击北平监狱，声势一度很大，队伍也扩展到千人左右。不得不说，在抗战初期那种混乱而危险的环境中，他确实有胆量，也有组织队伍的能力。
但抗日武装要想长期生存，光凭勇气远远不够。队伍必须有统一的纪律、稳定的补给，还要解决军民关系和内部指挥问题。赵侗的队伍后来受到八路军注意，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派人联系，希望这支地方武装接受改编，共同抗击日军。
改编完成后，赵侗所部编入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他担任司令员。队伍经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凭个人威望维持的部队，开始建立起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和纪律约束。官兵有了共同的组织归属，战斗力也随之提高。
五支队在晋察冀敌后参加袭击据点、破坏交通线、发动群众等工作，曾多次打击日伪军。赵侗本人也因战斗表现受到上级肯定。若能继续留在抗日队伍中，他后来获得较高军衔，并非没有可能。不过，军队改编了，人的思想却未必会同步改变。
赵侗习惯了个人说了算。进入八路军体系后，他仍把自己当成旧式武装的“总司令”，对组织决定不愿接受，对政委和其他干部的意见也缺少耐心。有干部当面指出问题，他不但没有认真改正，反而认为别人削弱了自己的权威。
军队最忌讳的，正是把个人威望置于组织纪律之上。
有一次，一名自称从后方来、与赵侗母亲相识的人前来探望。此人在队伍中停留数日，与赵侗接触密切。此后不久，赵侗借口下基层视察，带着少数随从离开部队，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回顾了自己创建武装的经历，还流露出对八路军领导方式的不满。
五支队方面曾劝告他：“你可以离开，但不要同抗日队伍作对。”这句话并非意气之争，而是对后果的提醒。遗憾的是，赵侗并没有停下脚步。他转赴重庆，接受国民党方面拉拢，被安排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学习，随后获得少将名义和新的任命。
国民党看中的，并不是赵侗过去打击日军的经历，而是他熟悉晋察冀情况、曾经掌握地方武装这一点。有关方面给他配发电台、武器和人员，企图借他的名义进入敌后，争夺根据地控制权。表面上仍打着抗日旗号，实际任务却已经变成制造摩擦、破坏边区秩序。
1939年冬，赵侗率领两百余人的武装北上，携带委任状、电台等物，准备进入晋察冀边区。队伍趁夜越过防线，进入灵寿一带。天亮后，他们在村庄附近停留，被八路军发现。
战斗很快转为追击。赵侗所部向东西菅村、东西刘庄、慈峪等方向分散逃窜，八路军第五团展开搜索，晋察冀军区部队也从北面赶来截击。敌后作战没有宽阔战场，村落、山沟和道路都可能成为交火地点。赵侗的队伍失去突然性后，很快陷入被动。
据相关记载，赵侗及其妹妹赵理智等人在这次行动中被击毙，其所率武装大部被歼，只有极少数人员逃脱。战斗结束后，缴获的物品中有国民党方面发给赵侗的任命文件、就职布告以及电台等物证，说明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武装冲突，而是一次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渗透行动。
赵侗的结局，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时冲动。他早年确实参加过抗日，也曾在八路军中担任支队司令员；但个人主义、权力欲和对组织纪律的排斥，逐步改变了他的选择。当旧日声望无法继续满足他的要求时，外部势力的吹捧便成了诱因。
从抗日骨干到被围歼的叛变者，中间并没有隔着多少年，却隔着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对赵侗而言，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战场上的一次失利，而是他把个人意志放在了抗战大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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