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接受自己不快乐，因为我们正过着一种「不适应」的生活

杨千嬅有一首歌里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歌词：

原来我非不快乐，只我自己未发觉。

有人说这句词讲的是突然放下执念的轻松，也有人把它当作一句淡淡的抱怨：一个人在别人看来应该「快乐」的，明明符合了「快乐」的标准，可是她本人却从未觉得快乐。

这句歌词之所以流传得广，正是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的隐秘心事：

我看起来是一个适应良好的人。我看起来，有份工，有家庭，有朋友，我假日有出去玩，应该开心玩闹的时候，我也开心玩闹了。

可是我有时候就是不快乐。我无法言说、别人也不太能明白这种不快乐。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适应良好」，并不直接代表「心理健康」。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具有几类非常基础的心理需要，包括自主、胜任和关系联结。

2022年、一篇元综述整合了60项元分析，整体支持一个很稳定的结论：这些基本心理需要被满足，与更好的幸福感有关；这些需要持续受挫，则与更多心理困扰有关（Ryan et al., 2022）。

这里最有意思的是「自主」。

自主不是「想干嘛就干嘛」，而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认可、自己参与选择的。

如果一个人每天做的事都能获得社会奖励，却长期体验到「我其实不想这样，但我必须这样」，ta可能在客观意义上非常成功，同时主观上越来越空虚。

Bradshaw 等人在2023年的元分析里整合了105项研究、超过7万人，发现当财富、名声、形象等外在目标在一个人的目标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时，与更低的幸福感和更多心理困扰相关；相反，成长、关系、健康、贡献等内在目标总体上和更好的幸福感相关（Bradshaw et al., 2023）。

更早一项包含259个独立样本的元分析也发现，更强的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总体与较低的幸福感有关（Dittmar et al., 2014）。

因此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反直觉的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完全按照社会定义的「成功」生活，却仍然不快乐，并不自动意味着ta还不够成功。

有时候问题恰恰在于，那套成功标准和人的心理需要并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社会可以奖励一种生活方式，却不能因此证明这种生活方式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

在《健全的社会》里，弗洛姆提出「正常的病态」（pathology of normalcy）这个概念。

当一个社会需要大量的人以某种方式思考、工作、消费和评价自己，这种模式因此变得普遍，并不意味着它就符合人的心理需要。

后来研究弗洛姆的学者也把这一点概括为，社会可能通过塑造一种「社会性格」，让人自愿去做这个社会运行所需要的事情，同时把其中的异化体验理解成正常生活（Fromm, 1955；Harris, 2019）。

异化并不只是「被强迫去工作」，更像是一个人逐渐把自己的能力、时间、关系甚至自己都当成了外部对象来管理。

比如，我值多少钱，我有没有竞争力，我的履历好不好看，别人怎样评价我，我还能不能提高效率。人越来越擅长经营一个「可以被市场评价的自己」，却越来越难感觉「我真正想要什么」（Fromm, 1955）。

一篇2026年的研究认为，工作和社会异化与心理、身体健康问题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联系。

当然，我们不能直接说「异化导致抑郁」，但它至少说明，异化这个诞生于1950年代的概念并不只是过时的哲学遗产（Baum et al., 2026）。

这时候有人就可能会反驳，「为什么别人都行，就你不行」？

如果是弗洛姆，他反而会问：如果所有人都在适应同一种不健康条件，「大家都这样」到底能证明什么？

心理健康不能以一个人是否能适应当前社会来定义，因为当前社会就是一个消耗的、要求人不断地去和自己的真实需要保持疏离的。

一个完全按照外界评价体系生活的人，可能已经不太问「我喜欢吗」「这值得吗」「我为什么要这样」。

这不能说明这样的人已经完全被「异化」了，只是社会本身要求人不断疏离自己的需要，那么一个完全适应这种要求的人，也可能只是把这种疏离体验得更加自然（Fromm, 1955）。

比如说一个人很重视创造，却每天只能完成重复任务；很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却必须不断把同事当成竞争者；很看重诚实，却长期需要说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话。

这样的人就长期生活在一种冲突之中。

但如果另一个人，ta已经完全不再关心「我认为什么值得」，只关心「怎样才能获得评价体系里的高分」，这样冲突反而可能变小，因此痛苦就来得小一些。

当然，无法完成这种疏离，我们也不应该把它浪漫化。

没有一个心理学研究能证明越痛苦的人越清醒，越适应社会的人越麻木，或者一个人无法适应竞争，反而说明ta保留了珍贵的人性。

有些不快乐确实来自抑郁、焦虑、创伤、人际模式或者生理因素，一个人也完全可能既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同时过得快乐。

「没有被异化」本身并不会制造痛苦。

更准确的情况可能是，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真正重视的东西和正在过的生活之间存在差距。

有些不快乐，可能意味着一个人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内部评价标准。

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清醒」，也不意味着痛苦越多越好。它只说明，我们的感受有时不仅是一种需要消除的症状，现在的生活里，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正在被消耗、被牺牲。

而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这种消耗和牺牲共存。

接受和它们共存，接受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停止要求自己必须对不合理的生活感到满意。

这个区别很重要，接受并不是「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我忍着吧」，也不是「我比别人清醒，所以痛苦是我的勋章。」

而是「我承认，在现有条件下，我的一部分痛苦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一个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没有控制感、长期被绩效排名，又要求自己做到「积极、热爱工作、保持情绪稳定」，其实是在痛苦之外又增加了一层自我攻击。

如果承认「在这种生活里感到疲惫、愤怒、空虚，并不是一种人格失败」，很多东西反而会重新变得可以处理。

以及，在我们暂时无法改变全部环境的时候，我还能保留什么。哪些价值我不想交出去，哪些关系仍然重要，我要不要换一种工作方式，我能改变多少现实条件。

接纳并不等于停在原地。在接纳与承诺治疗等取向中，心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减少和情绪本身的无效斗争，同时重新确认价值，并增加与价值一致的行动（Hayes et al., 2006）。

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心理咨询室，心理咨询师在理解你时，也会把社会决定因素纳入评估和个案概念化，而不能只把困扰解释成个人内部的问题

心理咨询师会和我们一起区分：哪些痛苦需要被改变，哪些痛苦首先需要被理解。

但如果问题已经反复出现，心理咨询师通常还需要进一步判断：我们究竟是在帮助一个人适应现实困难，还是在帮助ta压下对现实问题本来合理的反应。

比如同样一句「我不想上班」，背后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

有人是严重抑郁以后对几乎所有事情都失去兴趣；有人是持续处于职场霸凌中；有人并不讨厌工作，只是承担了远超岗位范围的责任；还有人已经发现，自己过去十年都在追求一个其实并不认同的成功标准。

这些情况需要的处理方式并不一样。

以及，心理咨询师会帮忙区分「不能适应」和「不愿继续这样适应」。

前者可能涉及技能、资源和心理状态。例如一个人需要学习沟通、建立边界、改善情绪调节，或者接受抑郁、焦虑等问题的进一步评估。

后者则需要更多价值层面的工作，比如，「你是真的希望自己更适应这种生活，还是你认为一个正常的人应该能够适应？」

如果持续的不快乐已经发展为明显的抑郁症状，例如长时间兴趣下降、睡眠或食欲明显改变、持续绝望、自伤或自杀念头，也不能只用「社会环境不好」来解释。

此时需要进一步进行专业评估，必要时接受医学诊疗。壹点灵拥有互联网医疗相关资质，可以提供精神心理医疗协同与转介支持。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里所说的那些，真正值得保留的提醒，并不是「不快乐说明我们更清醒」。

它是在说，社会能够规定什么是常见的生活，却不能单独决定什么样的生活对一个人而言是健康的。

所以，有些不快乐确实需要治疗，有些不快乐需要改变现实，还有一些不快乐首先需要被认真理解。

心理健康也不只是让自己越来越能适应。

它还包括一种判断能力，我们能够知道，哪些现实值得学习适应，哪些现实即使暂时无法改变，也不必强迫自己把它理解成理所当然。

作者/小樋山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插图来源/Pinterest

参考文献

Bradshaw, E. L., Conigrave, J. H., Steward, B. A., Ferber, K. A., Parker, P. D., & Ryan, R. M. (2023). A meta-analysis of the dark side of the American dream: Evidence for the universal wellness costs of prioritizing extrinsic over intrinsic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4(4), 873–899.

Dittmar, H., Bond, R., Hurst, M., & Kasser, T.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person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5), 879–924.

Fromm, E. (1955). The sane society. Rinehart.

Harvey, S. B., Modini, M., Joyce, S., Milligan-Saville, J. S., Tan, L., Mykletun, A., Bryant, R. A., Christensen, H., & Mitchell, P. B. (2017). Can work make you mentally ill? A systematic meta-review of work-related risk factors for comm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74(4), 301–310.

Hayes, S. C., Luoma, J. B., Bond, F. W., Masuda, A., & Lillis, J. (2006).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Mode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1), 1–25.

Kirkbride, J. B., Anglin, D. M., Colman, I., Dykxhoorn, J., Jones, P. B., Patalay, P., Pitman, A., Soneson, E., Steare, T., Wright, T., & Griffiths, S. L. (2024).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mental health and disorder: Evidence, preven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World Psychiatry, 23(1), 58–90.

Ryan, R. M., Duineveld, J. J., Di Domenico, S. I., Ryan, W. S., Steward, B. A., & Bradshaw, E. L. (2022). We know this much is (meta-analytically) true: A meta-review of meta-analytic findings evaluat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8(11–12), 813–842.

Sheldon, K. M., & Elliot, A. J. (1999). Goal striving, need satisfaction, and longitudinal well-being: The self-concordance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3), 482–497.

Sutton, A. (2020). Living the good life: A meta-analysis of authenticity, well-being and engagem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3, 10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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