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现状：90%以上的孩子觉得活不过明天，阿拉法特要负一半责任

今天再看加沙，最让人难受的不是地图上那一小块地方，而是那些已经习惯爆炸声的孩子，他们甚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醒来。

有调查显示，接近96%的加沙儿童认为自己可能活不到明天，这不是故意制造情绪，而是战争持续多年后留下的真实心理状态。

战争就算停下来，事情也远没有结束，外界估算，加沙未来的重建费用可能达到800亿美元，这还只是经济上的账。

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地方连废墟都清不完，按照目前的规模计算，仅仅处理战争留下的建筑残骸，就可能一直持续到2040年。

很多人看到这里，第一反应自然是愤怒，因为显而易见地是以色列长期的军事行动、封锁，以及西方国家的支持，都让普通巴勒斯坦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这一层责任没有必要回避，但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说清楚，巴勒斯坦今天走到这一步，真的全部都是别人逼出来的吗。

把过去六七十年的几个关键节点连起来看，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有些机会不是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以后又被一点点消耗掉了。

这段历史里，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那就是阿拉法特，几十年时间里，他几乎成了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上的代名词。

很多人记得他戴着头巾、穿着军装站在镜头前，也记得他不断谈论巴勒斯坦民族的命运，这个形象后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如果只看贡献，阿拉法特当然值得尊重，因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勒斯坦问题远没有后来那么受世界关注。

当时不少阿拉伯国家虽然嘴上支持巴勒斯坦，可到了具体利益面前，各有各的考虑，没有多少国家愿意真正承担长期成本。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拉法特和法塔赫重新把巴勒斯坦问题推到国际舞台，让一个逐渐被忽视的民族重新出现在世界视野里。

到了1969年，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从那以后很长时间，他几乎就等于巴勒斯坦本身。

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开始，一个人拥有影响历史的能力之后，真正重要的就不再是有没有勇气，而是怎么使用手里的筹码。

早在1964年，阿拉法特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周恩来就已经提醒过他，应该趁国际社会仍然同情巴勒斯坦时尽快建立政治实体。

这套思路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先让自己拥有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先获得能够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身份，再谈下一步目标。

到了1965年，周恩来再次提醒阿拉法特，劫机、暗杀这些行动不能成为主要手段，否则很容易消耗原本存在的国际同情。

当时看，这些提醒也许显得过于谨慎，但后来几十年的很多事情，几乎一次又一次证明，国际同情确实经不起反复透支。

阿拉法特后来有没有真正接受这些意见，很难简单判断，但巴勒斯坦武装之后走的路，显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方向发展。

当时巴解组织把重要基地放在约旦，侯赛因国王最初接纳了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也允许巴勒斯坦武装在境内活动。

那时候的约旦，对巴勒斯坦来说非常重要，它既是难民落脚的地方，也是巴勒斯坦武装对抗以色列的重要后方基地。

1968年卡拉马战役之后，法塔赫声望迅速上升，巴勒斯坦武装能够正面对抗以军，让不少阿拉伯年轻人把他们当成英雄。

很快，沙特、伊拉克、也门等地的志愿者不断赶来，法塔赫人数越来越多，武器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可力量一旦迅速膨胀，麻烦也随之出现，部分巴勒斯坦武装开始在安曼街头设卡、收费，还在靠近王宫的地方公开训练。

站在巴勒斯坦武装角度，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民族斗争，可站在约旦政府角度，这已经逐渐变成了主权问题。

事情真正失控是在1970年9月，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连续劫持5架国际航班，其中3架后来被带到机场。

这些飞机最终在全球媒体面前被炸毁，行动确实吸引了全世界注意，却也把约旦政府最后一点容忍彻底消耗干净。

9月16日，侯赛因国王下令清剿巴勒斯坦武装，双方全面冲突，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为著名的“黑色九月”。

冲突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死亡，阿拉法特最终只能带着剩余力量离开约旦，把组织的大本营转移到黎巴嫩。

最可惜的地方就在这里，约旦原本接纳了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也是少数真正允许巴勒斯坦武装长期活动的阿拉伯国家。

可最后双方却从合作走到了开火，一个本来还能利用的落脚点，就这样在内部冲突中彻底失去了。

到了黎巴嫩，局势并没有变得更轻松，1975年黎巴嫩内战全面爆发，宗教、党派和外国力量全部卷了进来。

这场战争持续了15年，原本被称为“中东小巴黎”的黎巴嫩被打得满目疮痍，巴勒斯坦武装也深深卷入其中。

最开始，巴解组织只是想把黎巴嫩当成新的落脚地，可随着内战越来越复杂，他们也逐渐成为其中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到了1982年，以色列大举进入黎巴嫩，阿拉法特和上万名巴解战士最终只能撤离，前往更远的突尼斯。

从约旦到黎巴嫩，再从黎巴嫩到突尼斯，看起来只是地图上的几个地点，可对巴勒斯坦来说，意义完全不一样。

因为巴勒斯坦政治和军事中心离自己的土地越来越远，周边阿拉伯国家对大规模巴勒斯坦武装的警惕也越来越强。

到了1990年海湾危机，阿拉法特又做出了一个代价很大的选择，当萨达姆出兵科威特后，他公开站在萨达姆一边。

这个选择立刻得罪了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而这些国家过去恰恰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战争结束以后，大量巴勒斯坦人员受到驱逐，部分援助也被切断，对本来就缺钱的巴勒斯坦来说，打击非常直接。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巴勒斯坦最需要的本来就是外部支持，可几个关键时刻，却总会因为政治选择把支持者推远。

真正的机会直到1993年才再次出现，那一年《奥斯陆协议》签署，阿拉法特终于重新回到巴勒斯坦地区。

随后，他出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这一次和过去最大的区别，是他终于有机会真正建设一个能够运转的政治实体。

过去几十年，阿拉法特面对的是流亡、武装斗争和外交斡旋，可从这时候开始，他需要解决的是治理、边界和国家建设。

但问题也在这个时候暴露出来，巴勒斯坦内部并不是阿拉法特一个人说了算，哈马斯等更激进的力量迅速壮大。

随着和平谈判推进，自杀式爆炸不断出现，对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反抗占领，可对普通以色列人来说却完全不同。

他们看到的是政府让出了一部分土地，街头爆炸却没有结束，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所谓土地换和平到底有没有用。

当这种情绪越来越强，支持谈判的人自然越来越少，而巴勒斯坦内部同样有人认为，任何妥协都是对民族利益的背叛。

双方就在这种互不信任中越走越远，原本可以一点点往前推进的和平进程，也被一轮又一轮暴力不断拖回原点。

到了2000年戴维营谈判，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推动双方继续谈判，希望解决边界、耶路撒冷和难民等核心问题。

阿拉法特最终没有接受相关方案，巴以双方也没有找到都能接受的结果，随后冲突迅速升级，和平进程越来越难继续。

这也是阿拉法特最让人复杂的地方，他很会让全世界注意巴勒斯坦，却不一定擅长把国际关注变成稳定的生存空间。

他当然知道极端行动会带来代价，约旦发生过一次，黎巴嫩又发生过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同样出现了严重后果。

可每一次付出代价以后，巴勒斯坦内部都没有彻底摆脱这种路线，武装、谈判和内部权力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

几十年以后再看加沙，承担后果的已经不是当年的那批政治人物，而是一代又一代出生在战争和封锁中的普通人。

如今那里缺的不只是房子和食物，癌症药物、化疗物资、胰岛素等基本医疗用品，同样长期处在紧缺状态。

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没有真正平静，定居者暴力不断增加，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又面临各种限制和现实困难。

冬天到来以后，很多家庭依然住在简陋的临时安置点，有些地方连最基本的防雨和排水条件都无法保证。

800亿美元也许只是一个数字，可真正难修复的并不是建筑，房子倒了可以重建，道路坏了也可以重新铺。

更难重新建立的是信任，是几十年冲突中一次次被消耗掉的政治空间，也是原本存在后来却再也回不来的机会。

如果把时间推回60多年前，再看当时提出的那套思路，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先站稳脚跟，再慢慢争取更多东西。

可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民族不会永远遇到同样的窗口，一个政治人物当年放弃的机会，也未必还能回来。

如果阿拉法特当年更早把建国和政治生存放在第一位，如果巴勒斯坦少走几次极端路线，今天的加沙会不会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