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明末长期战乱留下的，不只是残破城池，还有大量荒田、流民和失去户籍的人口。可到了道光年间，清朝登记人口已超过四亿。这个数字变化太快，若只归结为“天下太平”，显然解释得不够。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初人口统计本身并不完整。战乱之中，许多人逃亡、死亡或隐匿，地方官府很难掌握真实户数。康熙、雍正以后，赋税制度调整，基层登记逐步恢复，原本“消失”的人口重新进入册籍，统计数字自然会明显上升。
这并不意味着增长全是纸面变化。清初社会确实经历了一次艰难的修复。顺治、康熙年间，南明势力、农民军余部以及三藩相继成为军事压力，直到康熙二十年，也就是1681年，三藩之乱才被平定。1683年清军统一台湾后，内地大规模战争明显减少，农业才有了连续恢复的条件。
战争停下来，土地才可能重新分配。
明末清初，不少百姓为躲避兵灾举家迁徙，原有田地随之荒废。清廷接管各地后，反复要求地方清理荒田、招民垦种，并对部分无主土地进行安置。对普通农户而言，有地可种，便有了活下去、养活家人的基本依靠。
康熙年间，清廷还多次减免钱粮，整修河道和水利。政策未必处处落实得同样顺利，却确实帮助不少地区恢复了生产。江南、湖广、四川等地的农业重新活跃起来，人口也随着粮食供给改善而逐步回升。
粮食结构的变化，同样不能忽略。
玉米、甘薯等作物在明代后期已经传入中国，到了清代，它们在丘陵、山地和旱地得到更广泛种植。这些作物对土壤要求相对不同，产量也较高，能够补充传统稻麦。尤其在人口压力增大的地区，山地开发和杂粮种植，为更多家庭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
有意思的是，人口增长并没有一开始就得到制度上的鼓励。清初人头税按丁征收，成年男子越多，家庭承担的税额往往越重。贫苦农民担心“添丁添税”，有的人少报人口，有的人干脆逃离原籍，既影响人口统计，也加剧了基层治理的困难。
转折出现在康熙五十一年，也就是1712年。清廷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丁数为基准，今后不再随着新增男丁而增加丁税。雍正时期，又把丁税逐步摊入田赋，形成“摊丁入亩”的做法。
有地方官曾向百姓解释：“以后添了男丁，不再另加丁银。”这句话未必能立刻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但它消除了生育与税负之间最直接的顾虑。对人口增长而言，这种制度变化比口头上的劝农更有实际作用。
摊丁入亩还有另一层影响。过去人口隐匿，朝廷难以准确征收丁税，地方也容易借机摊派。丁税固定并并入田赋后，人口登记的政治风险下降，户籍逐步清楚起来。于是，人口增长与统计恢复同时发生，清代人口数字便出现了十分醒目的上升。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也扩大了增长空间。湖广填四川等移民活动，使部分地区重新获得劳动力；闽粤人口向山区和边远地区迁移，推动了新田开发。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则吸收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粮食、布匹、木材等交换更加频繁，城乡之间的联系由此加强。
当然，人口增加并不等于百姓生活始终宽裕。土地总量有限，人口不断上升后，人均耕地逐渐减少，租佃关系和贫富差距也更加突出。清代中后期出现的劳动力过剩，正是前期人口扩张留下的另一面。
因此，清代人口激增并非单一政策造成，而是战争减少、户籍恢复、土地复耕、作物推广、移民开发和税制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和平提供了前提，粮食决定了承载能力，摊丁入亩则改变了人口增长的制度成本。到了道光年间，那个超过四亿的数字，正是在这些变化层层叠加之后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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