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命悬一线的家族（外一篇）丨天涯·散文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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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天涯》2026年第5期

编者按

在《命悬一线的家族》中，何怀宏依托何氏族谱，溯源江西石岗何氏，讲述作者祖父幼年成为孤婴，幸得磨剪刀的聂姓夫妇收养，家族支脉才得以延续的家族史。《一言难尽的祖辈》则是其追忆祖父、祖母苦难一生，书写童养媳、缠足、饥荒弃婴等旧时代惨剧。

何怀宏的这两篇散文，以族谱史料与个人回忆交织，冷静理性又饱含温情，克制叙事蕴藏深沉悲悯。作为哲学家的何怀宏，更能辩证看待传统，不回避旧时代苦难陋习，同时发掘普通人身上恒久的善良，思考血脉传承、记忆与人性价值。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何怀宏原发于《天涯》2026年第5期的散文《命悬一线的家族》和《一言难尽的祖辈》。

命悬一线的家族

我的老家在清朝时是江西临江府清江县石岗村。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县名还是叫“清江县”，清冽的赣江就蜿蜒其间。到1988年“清江县”改称为“樟树市”，这个名称也不差，故乡的每个村庄都有几棵大樟树。只要看到那里浓郁一片，那樟树的掩映下就一定是一个村庄了。但我个人更喜欢“清江”这个名称。我听村里的人不单叫“石岗”，还叫“石岗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多一个“上”字说得更有劲。“石”字乡音读来是“sha”而不是“shi”，也是朗朗上口。石岗村其实还可以细分，我家原来是住在其中的龙脑上，后来搬到了柏树门。但这些小村庄其实早已连成了一片，就像是一个村庄。

石岗村里有一个大水塘。紧挨着村庄的西侧有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应该很早就有了。我听我祖母说，她多次见过这条大路上“过兵”，有“南兵”“北兵”，还有过“红兵”——颈子上挂了一条红布带的兵，大概是1927年南昌起义后撤往井冈山的部队。这条大路也就是后来不断加宽的105国道。而我家的祖坟也就在大路的西侧。直到近年才被要求迁往另外一处公墓，但我们祖先的骸骨一定大部分还在那底下，和他们终生亲近的泥土混合在了一起。

我的家乡族人保留了一些过去朝代编撰和印刻的何氏族谱。族谱藏于柏树门族长家，并立了一个很好的规矩，迄今这些族谱不能拿出乡里，于是我就只在那里阅读和拍照。

在不识字的村民里面有一种口头传说，说族谱里讲，现在的石岗何氏家族的先人是清朝中期从吉安府吉水县清水洲来的一对撑船夫妇，他们撑船顺赣江而下，在清江江面遇风浪翻船，两人游上岸，在离江较远的“石岗上”村落脚，从此在该村安家立业，繁衍后代。但后来我仔细查看了从重修到七修何氏族谱的多篇序文，并没有记载这样的传说。我看石岗所处地方的鱼米之乡的环境，也不可能荒芜那么久；而何姓人口那么多，在石岗村就占据了五个小村，一对夫妇也绝不可能繁衍得那么快。但石岗何氏的确和峡江（一说“新淦”）清水洲，还有永丰鹿山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三家同宗。

中国人重视根源，“慎终追远”。吉本十八世纪末在他的自传里曾经羡慕孔子的族谱竟然有两千多年之久。但族谱里也间或会有一些对大人物的附会。主流的何姓起源的说法是：“何”是由“韩”合并或转移而来，战国时韩国被灭，因避祸或方言转音，许多“韩”姓变为了“何”姓，从而大大地扩充了何姓。我在六十岁生日时，学生送给我一个“何尊”的复制品，里面的铭文记载了西周初年，周成王赏赐一个名叫“何”的贵族的事情。其中“宅兹中国”的“中国”一词，是在目前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首次出现于“何尊”。

在何氏族谱中的明朝万历辛丑“嗣孙东凤”序中，也出现了一段在我看来最为平实、低调的谈论修族谱的意义：“家之有谱也，盖欲合其宗族而不至于相视若途人焉耳。合之而后有以叙昭穆尊卑，虽亲尽情尽之人，犹可知其初为兄弟也，知其出自一人之身也。夫始而同室，继而异方，而同源共本之思，或以世远年湮而相忘，非有谱牒以联之，其不至于途人相视也者几希。”

不以“途人相视”，这是一个基本的、起码的意义。但我想有时还比这更多，即便对现代人也是如此。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过一门“中国社会史”的课程，最后的考试临近寒假，我就给大家布置了一篇调查报告作为考试内容：利用假期向家人询问、走访的机会，写出自己的家族史。我因此收到了许多份很有价值的报告，而他们中许多人也感激写这篇调查报告让他们知道了先辈的历史，他们会终身珍藏这份报告，乃至丰富和扩充。其中有一篇报告让我印象甚深：这位同学写到他返程在福州一个长途客运站转车之际，信步走入了一个荒凉的墓园，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块墓碑，正是他祖上的一位先人之碑，这是连他的老家族人也不知道的。他不由得眼睛一热，两腿一软，就跪在了这墓碑前。他感觉自己与这位长眠的先人之间，有了一种连绵的血脉亲情在他心中激荡。

石岗的何氏族谱到道光二十九年，已有七次修撰。据“岁进士徐桂郁序”，他未提到首修，但说到了“二修万历辛丑；三修乾隆四年；四修乾隆四十三年；五修嘉庆五年；六修嘉庆二十五年；七修道光二十九年”。又同年七修本中，嗣孙“敏中”序说“一修于安宅公好问公”，但未说年代，只说了“有奇公迁石冈已二十余世”。乾隆四年（1739）的“邑进士黄垣”序中谈到“有宋进士有奇公，自淦清水洲徙居清江之东石冈”。又“丙午举人拣选知县刘沂序”中说“宋淳祐辛丑（时为1241年）进士有奇公为石冈始祖”。又1739年“裔孙荐馨敬题”序中说，“吾族出于韩，而以韩为何始”。又可下溯到庐江何姓，唐季保昇公居淦清水洲，宋理宗时嘉谟公登嘉定（1208年-1224年）进士，生子三：有庆、有奇、有规。“有奇号明轩，登淳祐辛丑进士，授从政郎迁柳州永兴县，始卜居石冈居焉。”其中还说到修族谱的态度，“或录或阙，有疑存疑”。且“不以富骄贫、贵傲贱、尊凌卑、少侮长、智欺愚”。同年还有“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弟吴安拜识”的序，感叹何氏家族近年虽无科第衣冠，但仍可后望，说“余嘉其上有尊祖敬宗之心，下有敦本收族之意”。我还看到有的族谱中有民国的资料，看来王朝终结，共和之后，也还是有重修或增补。

我感觉从石岗何氏这一家族直接上溯，明确的、有名可录的祖上并没有什么达官贵人，宋代有几位进士，有的做过柳州永兴县令。明朝本是江西科举的盛世，但石岗何氏中似未见有高第者。清代大概也依然如故，可能出了几位秀才，看他们的文笔也还隽永清秀。但主要还是延请他姓进士举人作序，或可说明本族尚无名人权贵，石岗何族也就只有一些“基层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

鹏钧就是我的祖父的谱名。根据族谱，我的祖父何鹏钧，字德亮，“生于光绪乙酉年二月十九日巳时（公历1885年4月3日上午9时至11时），娶李氏，生于清光绪戊戌年十二月十六日巳时（公历1899年1月27日上午9时至11时）”。

按照父亲告诉我们的，祖父何德亮（鹏钧）是其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还未出世其父亲何常舒就去世了，是个遗腹子。出世刚满月，其母亲也去世了，是个孤哀子。后来被一位磨剪刀的老人收养。我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但我后来细查族谱的记载，上面说我们的曾祖父何常舒是“球美长子，字居泰，生于道光甲辰年二月初八辰时（1844年3月26日），殁于光绪辛卯年二月三十日卯时（1891年4月8日，享年47岁），葬河罗弦。娶刘氏，生于道光乙巳年五月二十日午时（1845年6月24日），殁于光绪乙酉年十一月十三日亥时（1885年12月28日，享年40岁），葬屋侧”。他们有“子四：鹏博、鹏永、鹏森、鹏钧。以三子出继堂兄常隆为嗣”。有“女一，适丛塘陈姓”。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按族谱的记录，我的祖父就不是遗腹子，我的曾祖父是在我祖父六岁时才去世，而曾祖母则是更早在我祖父八个月时去世。但是，我的祖父又的的确确是“幼孤”，是由一位磨剪刀的叫“聂龙贵”的老人及其妻子收养大的。我的祖父可能没有他在五六岁前的可靠记忆，但有他此后在聂家生活和劳动的真切记忆，他多次讲给我父亲听，村里的老人也都是这样说。于是问题就在于：在我祖父六岁之前发生了什么？他是何时被聂姓老人收养？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得不被收养？他的母亲在他八个月就弃世，他的父亲有没有养育过他？在他六岁左右，他的父亲逝世前有没有为他做出什么安排？

我的祖父无论如何还是一个孤儿。他之后的家族也可以说在幼年的时候就遇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已无法向逝者询问。何况不仅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也没有对自己父母的记忆。但父母一般来说是不会舍弃儿女的。只能大致推测，是不是曾祖父母有重疾或者陷入极度贫困？他们很快也就都相继去世了。

但是，我的祖父上面有哥哥，还有叔叔。他们为什么没有尽力？根据族谱，我的祖父四兄弟中，老三鹏森过继给了常隆为嗣，字德清，“生于光绪癸未（1883年）三月初九日午时，娶傅徇彩长女，生于光绪甲申年（1884年）六月初八日亥时”，他只比我祖父早生两年，又过继给了叔叔常隆（可能也是因为穷困）。而且，看他的妻室记载，大概是抱了一个童养媳，想来叔叔家也是很穷，且已经代养了一个，就无余力了。老二鹏永是“生于光绪乙亥年（1875年），殁未详，葬皮家地”。未记娶妻，可能是早夭了。唯有老大鹏博是最可能有能力承担起责任的，“长兄如父”，抚养起最小的弟弟。他“生于同治乙丑年十月初五辰时（1865年），字德蓬，殁未详，葬白鸬山，娶刘氏，生殁未详”。在我祖父出生时他是二十岁。

这又涉及另一个悲剧。祖父鹏均的大哥，我们的伯祖父鹏博当时已娶妻成家，本来应该有能力撑起这个家的，据说这时候，家里还有一栋大瓦房，八九十亩田。但鹏博与妻不和，妻子说鹏博与一漂亮丫鬟有染，鹏博愤而离家出走。临走时将一块大石头丢在水塘里，说只有石头浮上来才会回来。这位伯祖父如此决绝，也有可能是因为感觉受到了很大的误解。

而伯祖母的性格也是同样刚烈，甚至是更为决绝。她在伯祖父出走以后，认为这家子息不发达，丈夫又出走，心灰意冷，将田产给了祖父的堂兄弟。她不久竟然也出走了，走前还将那座大屋一把火烧掉了，就无影无踪了。而伯祖父和伯祖母决绝之后，两个人都没有再婚，也没有子息。两个人都性格极其倔强，从而引发了不可弥补的对立冲突和彻底分离。

他们两个出走后若干年，后来又和家乡有了一点联系。他们毕竟没有完全忘记他们幼小的弟弟。鹏博出走到湖南常德，在一家中药铺当医生，医术渐渐有成，又读过书有学问，成为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儒医。他再没结婚，心情苦恼，抽鸦片染上毒瘾，后来查毒禁毒，难受得跳河而死。他大概是死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父亲当时约十岁，是那家中药铺的老板告诉他这些的。鹏博至死都未回老家，但他曾写过信寄过中药贝母给我祖父，贝母卖了十几块现洋。所以，族谱说“葬白鸬山”也不知何指。

祖父的大嫂，我们的伯祖母后来辗转去了省城南昌，据说在江西省省长家里做贴身老妈子，她能说会道，太太小姐出门坐大轿，她也有一个小轿坐，还老得赏赐。但终究还是“下人”。她后来也寄了些钱来。我父亲读私塾的钱就是她提供的。

现在许多事情已无法追寻清楚。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即我祖父从很幼小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他苦了一辈子。而自小挽救他，从而也挽救了我们下面这一支家族的人，就是一对走村串户的磨剪刀老夫妇。这一对“磨剪子戗菜刀”的夫妇收养了我的祖父。他们就是聂龙贵夫妇。夫妇俩无子女，老家在清江县付坑里，主要以磨剪刀为生，当地叫“剪刀客”。收养我祖父后，他们就不再游串，定居在清江洋湖荷园里做佃户种田。无奶可喂，他们就将节省下来的一点米炒熟磨成粉，调成糊糊喂我祖父。

收养祖父的聂龙贵夫妇除了我们外再无后嗣，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和后代。现在他留给我们的唯一印记就是一个现放在我的小书房里的灰黑色老木箱，它非常简陋，漆面剥落，和现代家具的风格格格不入。它是清朝的物件，经历了至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沧桑，跨越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打开箱子，里面的木板上写着一个人的名号：“聂三慎堂”（聂龙贵的堂号）。

我将这个箱子看作是我们家族的传家宝，但连我的父亲也没有见过聂龙贵老人，我们只能睹物思恩。这个箱子原来是父亲保管，他去世后我设法把它运到了北京。它见证了我的家族曾经命悬一线的处境，而聂龙贵就是我们家族的救命恩人——我这里当然说的只是石岗何族中我的小家族。在那之后，这个几乎要湮灭的家族，现在又繁衍出上百人了。有多少家族曾经繁荣富贵，然后又在历史的尘烟中消失。天下没有永久繁荣的家族。即便千年连续如孔府，也有许多支脉会衰微和中断。有多少似乎的“必然”被“偶然”一笔勾销，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在族谱里，我们最近几代人的谱名是按照一首诗句的次序排下来：“崇俭伊衡志，宽宏汉相勋，谦钦恭作则，谨慎德为殷。”其中的字是依序先放在谱名的中间，接着的一代就放在末尾，这样不断轮换。我父亲是“俭”字辈，谱名“何应俭”，学名“寿者”。我这一代是将“伊”字放在中间，我哥哥的谱名是“何伊堃”，我的谱名是“何伊喆”，我弟弟的谱名是“何伊梵”。女孩子没有谱名。再下一代的何山谱名是“何高衡”，何谛谱名是“何真衡”。现在何家有的后人已经到了“宏”，甚至有“汉”字辈了。但从我这一代起，就没有像父亲那样直接用谱名了，而是另外起了名字。

有几个有意思的巧合。一个是我的曾祖父是“字居泰”，我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三环路上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那时都还要用粮票买粮食，附近的粮店叫“居大粮店”，那时看到这个店名只是想到白居易说的“京城居，大不易”，后来看到族谱，发现竟然和曾祖父的名字“何居泰”有点联系，就好像是祖先祝福我们后人可以在京城居食宽泰。再有一个巧合是，我在族谱上的谱名是“何伊喆”，“喆”是“哲学”的“哲”的异体字，而我真的是学了哲学并从事哲学工作。另外，我有一个祖先号为“好问公”，我的学术特点的确也就是多有怀疑，喜欢提出问题，跟着我的问题意识走，不轻易下结论，更不喜高调。

我们的祖父祖母生育长成的有五个孩子，一男四女，也就是说，我们有四个姑姑。大姑姑何秋莲是十八岁嫁到永泰玉湖沈家，生了两个孩子都没养活，二十多岁生妇科病就死了。二姑姑何招莲也是自家养不起，给人家做了“招郎妹子”，第一次嫁到新干下塘乡，生了一个儿子。二姑父是在新干当店员，但后来失踪了。二姑姑改嫁到楼仔上，后来的二姑父叫邹发德，是撑船的。二姑姑又和他生了好几个女儿和儿子。三姑姑是嫁到桑家坊，人们看见她慢吞吞，叫她“慢担仔”。1964年搞社教，三姑父是生产队长，有些人说他“四不清”。工作组找他谈话、斗争，不巧三姑姑临产，生了个男孩，没人管，婴儿死了，自己也流血过多，晕倒死去了。但三姑姑前面还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最小的四姑姑小我父亲十二岁，叫春英。她九岁被送到清江永泰乡福溪（福家姆）做童养媳，承担一家的家务。她也生了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儿。

前面几个姑姑嫁的人家多只是勉强维持生活，日子长期艰难。想给最小的姑姑尽量寻到一个稍稍富裕的人家，但不幸的是，他们家在后来的运动中受到波及，也影响到子女的前程。直到1979年给全部“四类分子”摘了帽，他们的日子才好过起来。我们这被救过来的五家人，子孙迄今繁衍了五六代，估计至少有一百多人了。

“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所有生命都宝贵。我的家族里有一位侄儿因为从小眼睛瞎了，曾经是最落魄的一个，他天天听收音机里的广播，获得了不少知识和信息，他后来请我弟弟帮他找一所盲人学校，他要通过学习和训练自食其力。他通过我弟弟的帮忙进入了南昌最好的一所盲人学校，毕业后到福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到家乡樟树市开按摩诊所。他买了房子，娶了一位眼明心亮的女子，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读了大学，考上了公务员。

一个家族的生命线有时是多么奇特，是多么岌岌可危，就像一根琴弦很容易绷断。而这个世界上又总是有许多存有爱心的好人。他们即便自己也生存艰难，却愿意救助他人。

一言难尽的祖辈

我想牢牢记住我祖父的姓名，他叫何德亮，谱名鹏钧，又名品旺，字杏生。我们这些孙辈全都没有见过他。按说我们祖孙两辈并不远，中间只隔了一代，一般都能见到并一起生活。可是，他因家贫，很晚才娶妻生子。祖父生于1885年，祖母生于1899年。父亲1924年出生时，祖父已39岁，祖母25岁。1943年，我父亲19岁，还没结婚，我们的祖父就去世了。还因为祖父家穷，从来没有拍过一张照片，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他的音容笑貌。

养曾祖父家里也很穷。祖父从未读过书，六七岁就帮着干活了，像推磨磨荞麦，个子太矮，就站在凳子上推，一次推磨五六个小时，磨一斗荞麦。祖父是个幼孤，只有辛酸的童年，一辈子的苦难和劳碌，村里的老人总说他是“世上最苦的人”。

祖父长大后，在一家地主家做佃农，地主家有三人，一个老寡妇和一个少寡妇及少寡妇家过继的幼子，缺乏劳动力。祖父租了她们二十多亩田，每年种一季，平均亩产三百斤，每亩交租一百二十斤，农具、种子都由自己解决。那时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全家六七口人的柴米油盐和穿用看病都靠这点粮食，很多时候无隔夜粮。一临近夏天就把被子当掉换钱买粮，秋收后快立冬时再把被子赎回来。

祖父生性善良老实，从不说重话，没跟任何人吵过架，只是天天早出晚归在田里干活。他不识字，但他想方设法要让儿子读书，他在路上捡到一张纸，会很高兴地带回家。后来终于联系到了伯祖母，她给了父亲读两年私塾的钱。祖父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是得了一场感冒，因年成不好，腹中饥饿，无钱治疗，转为肺炎，躺在床上说不出话，不久便去世了。我父亲直接说：“他基本就是饿死的。”

祖父祖母共生育过七个孩子，育成长大有四女一男共五人。前面是生两个女儿，生了我父亲之后又生过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父亲的那个弟弟在接生时得了破伤风，几天就夭折了，大妹妹养活了，但最后一个女婴生下后实在养不起，祖父哭着丢到水塘淹死了，实乃人间惨剧。

我为那个刚刚出生的女婴感到无比悲悯，一个幼小的、活生生的生命，她刚出生即是死亡。但我也不想太严厉地谴责祖父。那时正是抗战时期，生活已经变得更加艰难了。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包括生我父亲之后的一个女儿，祖父养活了这五个孩子，但已经无法再养一个了，尽管这个女婴也许养育几年即能送出去做童养媳，可那时连这一点也难做到。他自己不久也就病饿而死了。

我们的祖母叫李亮仁。她是清江活溪乡人。我祖母也是从小死了爸爸之后，妈妈改嫁，做童养媳到了左坑，还没结婚未婚夫就死了，后来就嫁给了我祖父。

祖母和祖父一样，可以说是历尽苦难的人。由于缠了小脚，她干不了水田活，很多时候都是出去给人当“月嫂”为生。除了给雇主做饭、带孩子，雇主家里什么活都得干，冬天敲开冰去洗尿布和衣服，虎口都冻裂了。但那时普遍贫穷，当“月嫂”也只能维持一个人的温饱，剩不下什么钱。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好过多了，家里孩子也多了。祖母就一直干家务，我们五兄妹都是祖母带大的。她还要做饭、洗衣、养鸡、帮忙种菜。祖母从不打骂孩子，父母发脾气时她就护着我们，孩子犯错没饭吃时，她就偷偷地送饭，实际上我们从没被罚饿过。孩子生病时，她会整夜守着，家里无厕所，一般是平台小厨房门后放一尿桶小解。公厕离家很远，晚上孩子要大便只能去野地里，漆黑的夜里起床给孩子作伴的总是祖母。祖母从没有掌管过钱，但掌管鸡蛋，孩子生病、营养不良或要出远门时，祖母就开小灶，及时做个鸡蛋给孩子吃。

我们兄弟姐妹没有见过祖父的深深遗憾，却被我们的祖母大大地弥补了。她本来就比祖父年轻十四岁，且又高寿，活到了快九十岁。而且，我们每个人和她几乎可以说是日夜相亲，她不仅白天带着我们，晚上的时候，也是她在照看——我们每个人婴孩的时候摇着我们的摇床，稍大些就轮流睡在她的床上另外一头“沤脚”，让她暖和。家里很狭小，两个小房间，七八口人就挤住在一起。我们那时倒是在她的催促下养成了睡前洗脚的习惯，不洗上床，她就要笑着推开我们的脚说：“臭、臭、太臭了。”赶着我们去洗脚。

我们每个孩子和祖母从小就亲密无间。我们都轮流睡过放在她床边的摇床，那个摇床拴了根绳子，晚上婴儿哭起来，她就会扯动起绳子摇动摇床。大一点我们就睡到她的大床另外一头，也就是给她“沤脚”。如果我们谁挨了父母的打骂，或者做了错事不敢回家，她就会想方设法寻找躲着的我们，在黑夜里叫着我们的名字，为我们送饭。

我家刚开始在清江双金园艺场住的时候，那个地方比较野。有一个炎热的夏天，祖母养的一只生蛋母鸡近一个月没见下蛋，气得祖母说：“吃家食，生野蛋。”但是，突然有一天，那只母鸡带着十几只小雏鸡走回家了，原来它在竹林里孵出了一窝小鸡，让祖母喜出望外。

祖母的财产权主要是鸡蛋。她带着我们看在她床上孵着的蛋，对着灯看里面的影子，越到后来，越能看出一些小鸡的雏影。晚上，她经常会笑眯眯地摸出一个个鸡蛋来，对着灯让我们看里面小生命的孕育和生长。

后来我们几个大了的孩子参加工作，逢年过节会送她几块钱，她很小心地包在一块布里，但几乎从来不花。而当谁说缺钱的时候，她会笑嘻嘻地说：“我这里有啊。”好像她是家里最有钱的一个。刮风下雨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总是唱：“风来了，雨来了，婆婆背着米来了。”于是就不怎么怕那大风雨和冻饿了。我大嫂怀孕时曾经为不知生男生女有过一点忧虑，祖母对她说：“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都是好的。”那时的冬天，经常会有一些据说是安微来的老乡讨饭，祖母或者母亲每次都会找出一些东西给他们。附近邻居有时候忙，也经常将孩子托付给她带。

我祖母是缠足的。我想起小时候经常看到她烧开一壶水，在阳光下洗干净脚，然后仔细地用小剪刀剪她藏在小脚里面的趾甲，脚是被缠上了，但趾甲还会长啊。不剪就会刺痛。

我的祖母曾经是童养媳，我的母亲也是童养媳。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现实：如果不是童养媳，穷困的男子很可能就找不到老婆，结不了婚。另外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如果自家生了女儿，就和另一家也是大致年龄相近的女儿交换。这些只能说是“贫贱人家百事哀”。

我们从小就觉得祖母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长大了当然知道，我的祖母并不是天底下唯一一位这样善良慈爱的祖母。我们莲塘良种场的书记的妻子也是一位“小脚”，对人十分慈祥，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姜师母”。她是山东人，生于民初，可能是最后一批缠足的女性之一。我们那位憨厚的场书记对她不离不弃。

我妻子的姥姥，也是一位非常慈爱的老人。在她的女儿要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就毅然辞去还有两年就可以拿退休金的公职，从山东到了东北帮助女儿带孩子，她说她不来不行，她在单位只要看到窗外一个母亲拉着一个、抱着一个就流泪，就受不了。她来了还热心帮助邻里，以致有了“有困难就找贾姥姥”的美名，一些刚生育的年轻母亲无奈的时候就把婴儿送过来，塞钱她也不要。最多的时候除了她自己的外孙儿，还有另外三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躺在床上。

让我吃惊的是，我祖母不仅不识字，她一生也没有走过什么地方，更没有见过多少人，成天围着灶台和摇篮转，但为什么她会如此单纯、真挚、慈爱，包括对陌生人的同情和友善，为什么她会有如此博大的胸怀？

她“敬惜字纸”，当有需要用字纸生火的时候，她一定先问过我们：“这个能烧吗？”每次我从远方回来，她就说：“命啊，命啊，我的命回来了……”她经常抚摸着我的双手，摸了一遍又一遍，说：“这是教书先生的手啊。”她幸而言中了。我的确幸运地从事了这一职业，且不想再换其他的职业。

祖母是1987年10月去世的。那时刚刚过了中秋节，我们觉得她走都不影响我们过一个团圆节。中秋节她吃了一些鹅肉，可能血压高了，还说：“吃了这次就没有了。”次日早晨她还自己从家里往外倒了尿盆，回来坐在踏脚凳子上漱口，突然一下就不会说话了。她就这样走了。

那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赶回来的路上因为还要在一个大站转车，我没有时间出站，急匆匆地从几列火车的轮间钻过，结果抬头碰到了铁条，一脸是血。当我到家后，父亲一下抱着我哭了，而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掉泪，那时他就像一个孩子，让我觉得再大的人，在自己的母亲面前也是一个孩子。母亲走了就像天塌了。祖母的死对我也是像天崩地裂，心情很久不能平复。父母说现在最难受的时候是出门办事之后回来，打开房门，人去房空，人去床空。我们以前不太觉得，祖母却早已成为这个家的一根无形支柱，成为这房子的灵魂。父母原来有那么多事情忙碌和分心，而现在突然在空虚中看到了死亡的全部分量。老两口似乎也真正感到了相互作为老伴的意义，我回来看到他们一下似乎都软弱了许多。一个不在场另一个就会念叨，甚至哭。

虽然祖母是高寿而逝，但我心里依然很悲痛。尤其是悔恨上次临行时没有好好告别。觉得以前每次有充裕的时间好好地告别，她老人家就好好地与我又见面了，而这次匆匆一别，即成永别。听到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觉得我对她的去世负有责任。人们说这样的高寿老人逝世也未曾不是件幸事，她高龄，没有因长期的病痛而备受折磨，几乎可以说是无疾而终，在真正意义上是老死的。她在临终前见到了大部分儿孙，走在中秋节之后，晚年还是享受了不少幸福……但是，我一想到她去了另一个世界，永不再返，心里还是无比悲伤。想到不能再和她贴脸，再抚摸她那多骨节而皱皮的老手，并拿着来抚自己的脸；想到不能再大声和她说话（她晚年耳朵背），或一味说“好好”而答应她的话就心酸不已。这一切都不能再重现。人世间这许多不能复返的事情所带来的惆怅、哀伤，要到我自己的生命也不再复返的那天才告终结。如果能给我们一个期望，如果生者能够在死后与亲人相聚，如果活着的人能有机会改正自己的错误，或者道一声歉……那么，死亡也许就不那么遗憾和可怕了。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是祖母带大的。我们都是跟祖母睡过来的，小时候都替她“暖过脚”。我想起她为我煎蛋，想起她操劳的日子，想起她夜晚喊叫我们的日子，想起她晚年的锻炼和卫生，想起她一个个念着我们的名字，一个都不漏掉。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她就盼着我们来；我们来了她就盼着我们住；我们一住她就盼着我们多住些日子……她直到临走前还和孩子们一起剥花生，还扫地，拿着扫把假装和重孙玩“打仗”。“多好啊！”她老是这么说，总是心满意足，说现在能吃饱穿暖，什么东西都有。她对生活的需求是那么简单朴素，可是她没去过我南昌的家，更不要说后来北京的家，要不然，她该念叨多少天，跟谁都夸赞一番。这又是一个遗憾，一个不可挽回的遗憾。

我还算是幸运的。那时还是我降生三十三年以来家里第一次有骨肉至亲去世。我害怕这是一个开端——唯愿因为我想到了这一点而让这样的事情尽量推迟。想着她，念着她，记着她，等到我们也这样被人记念。对逝者的记忆大概只涉及两三代人，这种记忆不是逻辑语言的记忆，而是亲身经历的记忆，音容笑貌的记忆。只涉及两三代人，也不要求太多，因为这种记忆必须以眼可视、耳可听、手可触、嘴可亲为基础。

我那次赶回来奔丧，也去了祖辈的墓地。出发前，我担心地看着父母，拥抱着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就像孩子，看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一下就老了许多。祖母的遗像前，点着长明灯。床还在，被子还在，可是她再也不会躺在那里，等着我们过去亲她，和她靠脸了，再也不会看见她拄着拐杖起来，来到另一个房间听我们说笑了。仅仅是十多天以前，她还在，她那天洗的衣服还在竹竿上挂着，可是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再也见不到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她就是这个家，是这个屋子的一部分，因为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家过夜。爸爸流着泪说：“以前出门从来都是敞着门，现在一回来空荡荡的……”妈妈痛哭失声：“我跟了她六十多年，从来没有吵过架……”母亲从小到家里做童养媳，她们的关系就像母女。

我祖母她老人家在世，不怎么说话，后来甚至也听不清话。我们只有失去了她才感到她的分量，感到她的如核心和支柱般的存在。她就是家里无形的锁和钥匙。而现在她已经被埋在冰凉的土里了。

祖母没有文化，但却有博大无私的爱。她没有出过方圆百里的地方，却对每一个她见到的人都充满善意。她没有信奉什么宗教，但却达到了一种宗教的境界——爱的宗教。她自己没有多少东西，但她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人。她从没花过什么钱，不进市场和商场，但她用一种弥足珍贵的温情围绕着我们。她亲人，人也亲她。她总是悄没声儿地接近正在谈话的我们，微笑着，摸摸这个的头，拉拉这个的手，但从不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她。她从没麻烦过我们，除了病痛时要药，什么都不要，而且谁给了她什么就总是念叨。她那么想活下去，对生命的渴望令人感动。她的身上总是那么干净，发出好闻的气味。在饭桌上总是要我们多吃，自己夹点菜就走开。她总是替人着想，我们如果有什么疏忽甚至犯错，她就替我们解释。她总是包容，因为她的胸怀无限宽广。

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她走后我们都有一种悲哀的失落感。姐姐有一次回家，看见家里没人，门锁着，不禁号啕大哭——以前可不会有这样的事。祖母会招呼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进来坐坐。她能给人什么呢？只能给人一杯茶水，给我们那个要出门的孩子或者受委屈的孩子煮或炒一两个鸡蛋，但她却是给出了最宝贵的——温情和爱。人们也在这爱中净化。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她，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五个孩子，我们结婚娶亲进来的新人也全都喜欢她。我们的下一代也都喜欢她。1987年那次回赣奔丧，我觉得我没法马上返回北京做其他事，就留在家里翻译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以此疗伤。这件事可以安顿我在祖母去世后悲哀的心灵。

我知道，我上面这些对祖辈的回忆也触及一些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最为人诟病的事情：弃婴、缠足、童养媳等。这些事情似乎很遥远，但中间其实也只隔了一代，甚至就是上一代。现在的人会说前人怎么会那么愚蠢，比如缠足；会说前人怎么会那么残忍，比如溺婴；会说前人怎么会那么不开明，比如童养媳剥夺了个人对婚姻的自主权和选择权。我承认这些批评，但我还试图历史地理解祖先的生活处境和观念影响。

有人据此举证，说有这样事情的历史文化怎么会是一种好历史、好文化？甚至就把民族历史归结为这种“恶习或陋习”的历史而全盘否定。但民族文化并不止于这一些，历史也不仅这一面。有些今人看来“愚蠢甚至残酷”的缺点也并不是中国历史文化所独有。我们还要从当时生产力低下或遇到生存危机的历史处境中去理解当时的一些行为。一些古文明的部族常常将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弃之不顾，或者让他们自行上山死去，这种抛弃可能恰是为了部落的生存。《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谈到将生来不健全的婴儿悄悄处理。总之，我们今天因为生活改善和观念改变摆脱它们了，但不必以此就否定我们的文明和历史，且不说中华文明还曾有其他文明没有过的繁荣和创造，那是更主流的一面。

我更不愿以此否定那一代又一代的传统中国人。我的祖辈可能属于这最后的一代。我不想隐讳他们的过错，但不想就一语论定，给他们贴上负面的人格标签。我这一辈人毕竟还有和他们生活的亲身经验。

默默而观我祖父、祖母那一代，祖父勤劳、节俭、本分，祖母慈祥、友爱、勤俭。尤其是我的祖母这一代女性，她们多是缠足的老人，不缠足的还是少数。缠足的习俗大概是在宋代开始流行，最初只是在上层阶级中间存在，不知为何发展出了这种恶趣，但后来却进入了社会下层，而且相当顽强地存在——即便清朝统治者并不赞成这一习俗。而在上个世纪之交开始“启蒙”的时候，上层阶级反而先行放弃这一习俗，下层却还是继续维系了一些年。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没有缠足，杨振宁的母亲缠了一半放开了，俗称“解放脚”。但无论如何，不管是缠足还是放足的女性，她们还是属于在传统文化习染中成长起来，是在道德上相当善良、淳朴和慈爱的一代——我们很难再看到那样整整一代人那样多的善良、淳朴了。

Frontiers

何怀宏

何怀宏，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良心论》《人类还有未来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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