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4年，北京，鲁迅面对文坛上越来越浓的失恋腔调，写下了《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这首诗没有苦苦哀求，也没有海誓山盟，开口便是“我的所爱在山腰”，语气像民间唱词，内容却藏着一把锋利的刀。
诗里的人想去寻找所爱，却总被现实拦住。山太高，人太挤，河水太深，豪门门前又没有汽车。四处奔波，处处碰壁，连眼泪都流得很狼狈。这样的失恋，表面上是男女之间的纠葛，实际上已经带有几分自我调侃。
更有意思的是回赠之物。对方送来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和玫瑰花，都是传统爱情诗中较为雅致的意象；诗中“我”却回送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和赤练蛇。一个郑重其事，一个答非所问，双方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套表达规则里。
于是，对方“从此翻脸不理我”，诗中人却连连追问：“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这句看似无知，实则故意把失恋者写得滑稽可笑。明明是自己把一段关系弄得不伦不类，却还摆出满腹疑惑的模样，鲁迅的讽刺就落在这种错位上。
鲁迅并不反对爱情，也不是不能写柔情。他反感的，是把个人情绪无限放大，再用华丽辞藻反复包装，仿佛只要写得足够哀婉，失恋便自动拥有了崇高意义。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和散文都在尝试摆脱旧式文言的束缚，但白话并不等于一味柔软，更不等于把伤感写得越长越深。
当时的文坛，徐志摩的爱情诗颇受瞩目。他的文字轻灵、讲究韵律，常把爱情写成云彩、星光和远方。鲁迅与徐志摩并非没有交集，二人的文学趣味和表达方式却相距甚远。因此，后人把《我的失恋》看作对徐志摩式爱情诗风的旁敲侧击，并非全无依据。
不过，若直接说这首诗就是专门针对徐志摩，也未免过于简单。鲁迅讽刺的对象，更像是一种流行的文人姿态：把私人情感写成公共悲剧，把失意反复吟咏，借此显示自己的深情与不凡。徐志摩或许是这种风格最醒目的代表，却未必是唯一对象。
诗的形式也颇耐人寻味。它模仿古诗的句式，夹杂“兮”字，却故意塞进汽车、发汗药、冰糖葫芦等日常物件。古雅腔调和市井词汇撞在一起，庄重的外壳立刻被顶破，读者还没来得及伤感，便先被逗笑了。
四组内容看似重复，其实一组比一组荒诞。山腰、闹市、河滨、豪家，距离逐渐从地理阻隔转向身份和生活条件的差异。到了“没有汽车”，爱情已经不只是寻找与等待，还牵涉经济条件、社会圈层和行动能力。诗中的“我”不是单纯没有机会，而是连接近对方的方式都显得窘迫。
回赠物的安排，则把人物之间的精神距离写得更加明显。猫头鹰不合喜庆，冰糖葫芦过于俗常，发汗药像是给病人准备的东西，赤练蛇更带有危险意味。它们未必各自对应某种固定象征，重要的是：在“我”眼中，这些东西自有道理；在对方眼中，却只是莫名其妙。
这正是鲁迅高明的地方。他没有安排长篇争辩，也没有让失恋者痛哭陈词，只用几件不搭调的礼物，写出人与人之间难以互相理解的窘境。你以为自己已经把心意交出去，对方收到的却是另一层意思。感情破裂，有时并非谁不真诚，而是双方根本没有使用同一种语言。
诗末一句“由她去罢”，尤其干脆。没有继续追问，没有自我怜悯，也没有把离开写成天塌地陷。前面那些故作困惑的句子，到这里突然收住，仿佛一个人闹够了，终于承认这段关系没有继续的必要。
这种收束，也构成了对失恋诗传统的反拨。别人把失恋写成漫长的精神折磨，鲁迅偏要把它压缩成一出荒诞小戏；别人反复强调“我有多痛”，他却让“我”显得有些可笑。锋芒并不在于否定爱情，而在于拒绝把自恋式的悲伤冒充深刻。
所以，《我的失恋》虽是打油诗，背后却有明确的文学立场。它嘲弄的不只是某位诗人的写法，更是文人沉溺于自我情绪、把私人哀愁反复陈列的习惯。诗中那些不合时宜的礼物，正是鲁迅递出的冷眼：感情可以认真，表达却未必都值得郑重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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