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美国，李幼邻在一份身份文件上签下名字，由中国公民转为美国公民。这个决定看似简单，背后却牵扯着父亲离美、母亲团聚以及一家人的生计。
李幼邻是李宗仁与李秀文唯一的儿子。1911年，20岁的李宗仁与李四妹成婚，婚后为妻子改名李秀文。那时的李宗仁正处在军旅生涯的起步阶段，夫妻之间聚少离多，家中大小事务多由李秀文承担。
1920年，李秀文在广东生下李幼邻。孩子出生后，母子随军辗转，后来又因战事回到广西。战争带来的不安，贯穿了李幼邻的童年，也让这个家庭很早便尝到离散的滋味。
粤桂之间局势紧张时，李宗仁无力兼顾家人，只能安排妻儿暂回故乡。可是，家乡同样不安稳，李秀文只好带着孩子前往上海。母子二人在上海生活了几年，李幼邻也在那里接触到与故乡完全不同的城市环境。
1937年，李宗仁将年幼的李幼邻送往海外求学。这个安排，不只是为了读书，也有让孩子避开战乱、寻找稳定生活的考虑。此后多年，李幼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性格：不愿做官，不想依靠父亲的名望，更不愿把人生拴在政治关系上。
他曾对身边人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父亲有父亲的路，我要走自己的路。”话不多，却很能说明他的选择。与许多出身显赫的子弟不同，李幼邻没有进入政界，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商和家庭上。
1947年，李幼邻携家人回到上海。入关时，他带着四只大铁壳箱和二十多件行李，海关人员逐件查验，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同行的孩子哭闹不止，前来接站的朋友也十分着急。
朋友提醒他，不妨说出李宗仁儿子的身份，或许能够快些通行。李幼邻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只说：“没有带不该带的东西，就让他们查。”这件小事很有分量。他并非不知道父亲的名望，而是不愿把这种名望变成自己的通行证。
1949年，李宗仁前往美国。父亲离开后，李幼邻面对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安稳生活。李宗仁过去在广西任职时，家庭开支受到严格控制；后来担任副总统，经济上的支配权也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到了美国，原有的政治地位迅速失去作用，生活压力随之而来。
李幼邻在美国的日子一度相当拮据。为了维持家庭，他曾与人合伙经营餐馆。生意红火时，忙得不可开交；可订单增多后，厨师工作松懈，服务质量下降，客人逐渐减少。洗碗工离开后，他只能自己下厨、收拾餐具，连最琐碎的活也亲自承担。
餐馆最终没有继续经营下去，李幼邻只得放弃股份。这段经历说明，他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而获得特殊保障。对一个远离故土、又不愿依附权势的人来说，谋生必须靠自己，失败也只能自己承受。
1954年加入美国国籍，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李宗仁已经离开美国，父子之间的生活安排发生变化；第二，如果李幼邻不改变身份，李秀文办理移居手续会遇到困难，母子很可能长期相隔。对他而言，这不是对故土感情的否定，而是家庭团聚和现实生活逼出的选择。
后来，李宗仁于1965年回到中国。临行前，李幼邻还拿出1.3万美元交给父亲，尽力为老人返乡准备一份保障。这个细节很能体现父子关系：政治道路各不相同，家庭责任却没有因此中断。
李幼邻始终没有忘记广西。1947年回国后，他曾在上海、北平和香港居住，后来又多次返回桂林。李秀文于1973年回到桂林，李幼邻此后先后探望母亲十余次，每次停留两三个月，陪老人散步、聊天。
1988年，李秀文年过百岁，行动已经不便。为了照料母亲，李幼邻安排她住进医院。只要回到桂林，他便每天前往病房。几十年的漂泊、身份的变化和事业上的起伏，最终都落在了这段母子相守的日子里。
李幼邻晚年并不显赫，却保留着浓重的桂林口音。他没有把自己塑造成父亲的继承人，也没有借助家世谋取位置。对他来说，加入美国国籍是生活的选择，反复回到桂林、守在母亲身边，则是另一种始终没有改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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