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该取消英语主科地位

维舟按：这篇文章出自我一位朋友李恩增的手笔，我认为相当具有参考价值，征得他的同意，现转载于此。

一、初中课文《我的叔叔于勒》

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是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在课文当中，开头的那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小时候，家在勒阿弗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

而在英文当中，这一段后面还有一句话，翻译进中学课本的时候被删掉了：

My sisters made their own gowns, and long discussions would arise on the price of a piece of braid worth fifteen centimes a yard. Our meals usually consisted of soup and beef, prepared with every kind of sauce.

《我的叔叔于勒》，在1980年代初进入人教版第五版初中语文教材。2009年，《南方周末》采访原人教社资深编辑庄文中，他回忆新中国早期语文教材编辑的基本原则非常明确：思想内容要加工，语言文字也要加工；思想内容首先要符合当时的时代标准。

1980年代，中国人自己很多都吃不起牛肉，大家仍然处在票证制度和食品供应相对紧张的时代，但是当我们的初中生们读到万恶的资本主义法国，穷人天天吃牛肉，这确实会造成巨大的认知冲突。当时的教学目标，又把这篇小说定义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困境” “金钱对人的异化”的批判。所以“天天吃牛肉”这个细节会造成教学上的巨大麻烦，删除这一句至少避免了这种叙事冲突。

二、关于新闻出版与外文文献翻译

2023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全书基于作者数十年战略研究及亲历外交事件的经验，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外交史演变脉络。其中，这本书的第十五章，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进行了大幅删减和修改。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他所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英文版和简体中文版亦有诸多出入，中文版进行了局部删减。两位作者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曾公开说，中文版是一个censored version。他们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与他们洽谈简体中文版时，被告知很多内容不能出版；经过协商以后，大部分原先有问题的材料得以保留，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的讨论仍被“higher authorities”认定不能接受。于是两位作者最终决定，与其完全不在中国大陆出版，不如接受这个经过删减的版本，于是他们就同意了。

《Censorship in translation》这篇论文（DOI: 10.1007/s11059-013-0231-8）中，提到了中国大陆的“翻译审查制度”。翻译出版物首先属于“出版物”，因此直接进入整个中国出版管理体系。目前最重要的行政法规，是现行的 《出版管理条例》，第25条列出了不得出版的内容，包括：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统一、主权、领土完整；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内容等。这些条款在法律上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行的《图书出版管理规定》，要求出版单位实行选题论证制度、稿件三审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重版前审读制度。所谓“三审”，不是单纯校对错别字。官方《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对它讲得非常清楚，初审要把“政治关、知识关、文字关”；复审继续对全稿进行审读；终审还要评价思想政治倾向、学术质量、社会效果，以及是否符合党和国家政策。如果一本外文著作被翻译成简体中文，实际上存在一个漫长的链条：译者——责任编辑/初审——复审——终审——出版社责任人。

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规定，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敏感话题等重大选题，未经备案批准，不得出版发行。它列出的范围非常具体，包括党史、新中国重大事件和决策过程、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文革等重要历史事件、民族宗教、国界、香港澳门台湾、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时期重大事件以及重要外交工作等。更关键的是，申报备案时并不是只交一个书名。出版单位要提交完整书稿，具体指出需要审核的章节、页码、人物、事件、文献、图片，同时提交出版社内部“三审”意见。

如果不是翻译，而是直接进口英文原版，同样有一套内容审查。《出版管理条例》要求从事外国出版物进口的单位必须具备进口出版物内容审查能力。进口单位负责内容审查；省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可以直接审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直接禁止某一特定出版物进口。拟进口书目也必须事先备案；被认定为禁止或暂缓进口的出版物，海关不得放行。其最重要的制度效果来自处罚和责任机制。出版、进口含禁止内容的出版物，严重时可以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许可证；涉嫌犯罪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介绍这些背景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探讨最近很火的话题：汤家凤教授提出“取消英语主科地位”，到底是否合理？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是构建认知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通向外部真实世界的窗口，但如今，却沦为了教育系统用来选拔、排序的依据，而且成为了核心筛选机制。

我们国家的英语教育为什么发生了扭曲和异化？学习英语，到底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态度？

三、我国的英语教育发展史

（一）起源：晚清时期

首先，英语教育从晚清就开始了。它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极强的国家工具主义、危机意识和防御性色彩，但那时英语至少具有非常直接的使用价值——外交、翻译、军事、科技。鸦片战争之前，英语早就在广州、澳门和传教士群体中存在。19世纪前期的传教士学校也已经开始进行英语教学。对于大清帝国而言，英语真正成为一个严肃问题，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中国不仅不了解西方的武器，也不了解西方的语言、制度、国际法和知识体系。朝廷面临的，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知识不对称危机。中国与西方谈判，却要依赖外国翻译；处理外交文件，却不了解文本原义；面对现代国际法体系，也缺乏能够直接进入其概念世界的官员。所以恭亲王奕䜣1861年提出创办外语学校时，逻辑非常明确：办理外交必须了解外国，而要了解外国就必须懂外国文字，否则容易受制于人。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最早就是学习外语，先是英语学堂，后来增加法语、俄语、德语等。课程又逐渐扩展到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国际法、政治经济学等。

这个时候的外语，是西方知识、文化进入中国的接口。你不会这个接口，就不能直接访问西方那个知识库。“师夷长技以制夷”背后，是中国开始认识到，现代国家不能只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还必须拥有读取其他国家知识体系的能力。但英语对于近代中国一直是两种矛盾的结合体，它是救亡图存的技术，同时又是来自侵略者的语言。所以朝廷对英语一直有一种态度：需要它，又警惕它；学习它，又防止被它所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晚清形成了非常经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在英语教育中的含义其实就是：我要你的知识，但不要你的世界观；我要你的科学技术，但不希望你来定义我是谁。因此，中国英语教育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教育项目。它一直处在“知识开放——政治控制——文化认同”三个目标的互相角力之中，这个结构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朝廷发现，仅仅建立几个同文馆、学堂、译书局远远不够。问题已经不是培养几百个翻译和外交官。而是传统中国生产人才的整个制度可能失效了。于是科举体系崩溃，新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建立：现代学校、分科课程、考试、文凭、专业技术教育。1904年，癸卯学制把现代学校体系制度化；1905年科举制度彻底废除。

于是，外语正式进入新式中学的核心课程。在1902年前后的四年制中学课程中，外语一度每周约9课时，占总课时约四分之一；1903年的五年制中学有所下降，但仍约占20%，仅次于传统经学课程。这确实让人惊讶。今天我们觉得“为什么英语是主科？”其实早在120年前，外语就是主科了。在1862年京师同文馆时代，需要当外交官、翻译的人去学英语。癸卯学制以后则发生变化，只要是进入现代高等教育和新式职业体系的人，都学英语。英语开始从specific human capital（专门人力资本）变成general educational credential（通用教育资质）。英语不再只是因为要“使用英语”才需要学习；而是因为一个现代受教育者本来就应该懂外语。英语第一次有了身份与资格认证属性。

（二）发展：民国时期

到了民国时期，这种趋势没有逆转，反而进一步加强。1912年的新学制把外语制度化进入中等教育；1916年前后甚至允许或要求条件较好的高等小学开设英语；1923年初高中外语课程纲要；1929年英语课程标准又进一步把英语教育规范化。在1922年前后的新学制中，英语在初中课程中拥有非常高的学分比例，在高中阶段甚至一度与国文（语文）并列为学分最高的课程，其地位甚至超过数学；1929、1933、1940、1948等课程体系中，英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所以，“英语、语文、数学并列成为现代中学主科”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它可以追溯到民国甚至清末。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英语普遍都相当不错。比如辜鸿铭、林语堂、宋美龄、胡适、林徽因、张爱玲。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能用纯正的维多利亚式英文写作和演讲，代表作有英文版《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林语堂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作品。宋美龄十多岁赴美读书，1943年在美国国会用流利英文演讲，轰动全美，被公认为民国时期英文口语最出色的女性。胡适曾任驻美大使，多次用英文发表抗战演讲，英文功底深厚。林徽因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能与西方文人直接用英文通信，交流学术毫无障碍。张爱玲英文写作能力极强，小说《秧歌》《赤地之恋》都有英文原稿。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用中英文发表演讲，非常流利。

民国时期英语不仅是学校课程，而且嵌入了一整个知识生态系统：教会学校、教会大学、留美教育、外国教授、英文教材、英文期刊、西方学术著作、国际学术交流。一些教会大学甚至大量采用英语教学和原版教材。英语和现代科学课程共同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书院——士绅教育向现代专业化大学转型。胡适、赵元任、林语堂、吴宓等一代人的英语能力，并不是考试训练出来的，而是他们在使用英语生活、研究和工作，英语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知识生产工具。

（三）波动：新中国刚成立

到了1949年后，英语的地位突然下降，俄语取而代之。1952年中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时，外语就包括俄语和英语，而且考生当时要参加包括外语在内的多科考试。但是很快，因为全面向苏联学习，俄语取得压倒性优势。1954年前后，初中英语课程被大规模取消，俄语成为重要外语。这件事证明，英语从来没有什么天然的主科权利。国家需要苏联技术，俄语就是重要外语。国家需要欧美的知识，英语就重新重要起来。语言的价值实际上取决于，它背后连接着哪个知识——权力网络。

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又发现过度依赖俄语非常危险，于是英语又重新进入学校。1961年前后英语重新成为进入高等教育所要求的必修外语；1964年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进一步明确提高英语地位，使英语逐渐取代俄语成为首要外语。从这十几年可以看出来，外语教育是中国国际政治关系的心电图和晴雨表。1966—1976年，英语作为帝国主义语言，其教学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前几年，甚至会说英语都成了罪过。外语教材、外国书籍、外语专业都受到政治环境影响；随后19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建交，英语教育又逐步恢复。

这强化了我们外语教育的一个长期传统：外语首先服从国家政治目标，其次才服从语言学习规律。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英语才真正变成现代化工具。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设备、论文、外国专家、国际贸易、合资企业，而大量世界先进知识都是英语，于是英语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对于一个与世界知识体系隔绝了几十年的国家而言，大规模培养英语能力是一项非常合理、且急迫的基础设施投资。

（四）地位提升：恢复高考后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英语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了“主科”，而是经历了6年的加权过程：

1977年高考，除报考外语专业之外，其余考生可以不考外语。

1978年，外语进入高考，但不计入总分，没有学过者还可以免试。

1979年，报考重点大学者按外语成绩的 10% 计入总分。

1980年，外语按 30% 计入总分。1981年，外语按照50%计入总分。

1982年，外语按照70%计入总分。

1983年，本科招生外语成绩100%计入总分。

所以，英语不是天然成为高考的核心筛选科目，而是国家在1977-1983年不断提高它在人才选拔中的权重。因为改革开放急需大量能够阅读外国技术资料、出国学习、与国外交流的人。所以英语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参与国家现代化，英语能力决定了你能否为国家所用。

与此同时，一个重大的制度转换正在悄然发生。最初的逻辑是，国家需要英语人才，所以学英语。后来变成，大学需要选拔人才，所以所有人都必须用英语接受筛选。当英语成为高考选拔的高权重学科以后，它开始承担一个特殊的职能：帮助大学把几百万、后来上千万年轻人排出顺序。至此，英语的使用价值（读论文、理解外文资料、与外国人交流、获取外部信息、进入世界知识体系）逐步被交换价值（高考分数、四六级、考研、评职称、申请博士）所取代。此时，英语教育的异化就出现了：一个人并不真正需要使用英语，但是他必须证明自己会英语。

1986年，大学英语四级正式实施；1987年，英语六级考试启动。2005年，教育部宣布全面改革英语四、六级考试记分体制、成绩报道方式和考试内容: 自2005年6月考试(试点)起，采用满分710分的计分体制，不设及格线；考试合格证书改为成绩报告单；在考试内容和形式上，加大听力理解部分的题量和比例，增加快速阅读理解测试，增加非选择性试题的比例。 2006年1月，全国180所使用新教材的大学试点全新四级考试，6月份开始以同等方式试行新的六级考试。教育部规定，从2007年1月起，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只接受在校生报名。1月份全面实施改革后的四级考试，6月份全面实施改革后的六级考试。第一部分听力理解占35%，第二部分阅读理解占35%，第三部分综合测试占15%，第四部分写作占15%。

然后，英语四六级很快产生了典型的制度扩张。逐渐演变成学位要求、就业条件、保研条件、招聘筛选、奖学金资格、研究生资格参考。2006年前后，CET四六级每年考生规模达到千万级以上，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EFL考试之一。此时的英语，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教育产业链条：中考英语、高考英语、大学英语、CET-4、CET-6、考研英语、博士英语、职称外语、专四专八。于是英语不再只是“一门外语”，它成为中国教育系统最重要的一根纵向筛选轴。

（五）全民学英语时代

2001年，是全民英语教育史上的又一个关键节点。2001年，教育部正式要求，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2002年开始向乡镇所在地小学推进；一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政策明确声称：学习和掌握一门外语是21世纪公民的基本要求。这里发生了一个历史性变化：晚清是少数外交官和翻译学英语；民国是中等以上教育者学英语；改革开放早期是准备进入大学的人学英语；到了2001年加入WTO以后，英语称为义务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教育部2001年《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教基〔2001〕2号）明确要求小学英语重视兴趣、语感、交流；并特别警告，不要以教授语法规则为主。甚至明确规定，不得按照英语考试成绩给小学生排序，也不能把英语成绩作为评比和选拔依据。但问题在于，上游说不要应试；下游却在中考、高考。这跟科研领域的“破五唯”一个道理：朝廷的出发点永远是好的，只是下面没法执行，这是竞争和筛选机制决定的。既然中考高考一定考，我为什么现在不提前准备？于是少儿英语、校外培训、背单词、语法班、剑桥英语、新概念、新东方英语、疯狂英语、KET、PET，各种机构迅速繁殖。

（六）英语考试、英语教育、英语学习

中高考对英语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考试开始定义英语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考试考阅读理解，学校就大量训练阅读；考试考完形填空，学校就训练完形填空；考试考语法，整个课堂就围绕各种时态、语法规则来运转。中国的英语教育，是最注重语法规则的，中学时期教授的八大时态、虚拟语气、被动语态、分词形式、定语从句，等等语法规则，包括介词的用法，其难度甚至已经超过了英美中学生对语法规则的理解。语言学习，开始异化为了“语法规则的学习”。本来考试是为了服务语言教育，后来，语言教育服务于考试。

2002年，《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教基(2002)26号）直白地批评现行评价制度“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改进与激励功能”；“注重学习成绩，忽视学生全面发展和个体差异”。同时要求不得给小学生成绩排名，不得以升学率评价学校，不得把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但是，无论上面怎么三令五申，拨乱反正，课堂教学最终还是为考试服务。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这是今天理解英语地位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一方面明确批评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城乡机会差异，另一方面却明确规定，统一高考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科目不变、分值不变”；外语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英语今天所谓“主科地位”的制度根源非常清楚，不是因为英语课特别多，而是因为国家把它规定为所有考生都必须接受的、与语文、数学同等级的全国性选拔变量。教育部2021-2022年答复人大代表相关建议（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9010号建议的答复）时，也明确承认这一点：义务教育外语只占总课时的6%—8%，高中外语必修课时比例约为7%；但高考外语的权重与语文、数学同等，是因为2014年中央文件明确要求“科目不变、分值不变”。英语的“主科性”地位，本质上是一种考试制度属性，而不是课程教学属性。

中国的英语考试并不只是“测量英语水平”，它本来就被制度设计成一种能够反过来塑造教学和学习行为的治理工具。“通过考试控制学校怎么教、学生怎么学”，这是明确存在被官方公开承认的制度设计。甚至有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坏人揣测，故意把英语考试、英语教育设计成现在这样，是为了防止中国人形成阅读原文、交叉核验外部信息的能力。总体而言，高考确实促进了全民的英语学习。但不同技能获得的提升极不均衡，最明显的是，阅读、写作 > 听力、口语。因为阅读写作的权重极高，听力口语的权重很低。只要高考提高口语和听力的权重，学校、老师、家长、学生马上都会重视。所以考试不是教育结束时的一把尺子，而是在教育开始之前就决定教学行为的一根指挥棒。

这篇文论《The long-term washback effects of the National Matriculation English Test on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in China》提到，高考甚至在考完以后继续塑造你的学习模式。该研究做了大量的调查，所有受访者都认为，高中训练最强的能力就是阅读，因为阅读在高考中占的权重大。高考阅读材料通常是新闻、通俗读物等经过加工或改编的材料；但是进入大学以后，他们真正面对的是academic articles；technical reports；专业论文。于是很多大学生发现，高考阅读能力并没有很好地迁移到大学的学术阅读。这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问题：中国学生接受了大量“英文阅读训练”，但这种阅读训练本身是为了考试构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阅读环境，并不是真正的英文阅读。它不是给你一本书自己想办法读；也不是给你一篇论文理解它；更不是找3篇报道比较叙事差异。而是一段800字的材料，给你4个选项，找正确答案。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封闭世界阅读”。

开放式阅读，就是你读一篇材料以后，可以查作者、查出处、顺着引用读下一篇、比较另一个观点、搜索反方证据、阅读全文、进入一个越来越大的知识网络。这是研究型阅读。而封闭式阅读，是给你一段已经截取好的文章，开头、结尾、信息范围全部由命题人设定。你的任务不是追问作者是谁，也不是追问这篇文章的来源出处，而是：命题人希望我从这段材料里选取哪个正确选项？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认知训练。而且刷题习惯本身会被继承，高中做模拟题、历年真题、针对薄弱题型训练。到了大学准备CET-4、CET-6、TEM，甚至雅思托福，他们仍然使用同一套办法，而且顺序几乎没有变化。因此，高考塑造的不是一次性的考试策略，它塑造的是“什么叫学习英语”的认知模型。

2013年，四六级考试改革，翻译题发生了重要变化，2013年以前主要是短句子翻译，2013年以后，改成长段落中译英。而且题材大量集中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经济、中国传统节日、剪纸、非遗、家庭文化等。这背后有一个明确的政策背景：“讲好中国故事” “让中国声音被听见” “提升国际话语权”。因此教育政策要求大学生不仅能够理解英语，还要能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和中国态度。2013年四六级考试改革以后，大量大学英语教材很快加入了中译英的练习。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政策实验：CET改题型，教材改内容，然后教师改教学，然后学生改学习。英语考试，实际上就是一种塑造英语学习行为的治理技术。

而且官方自己完全不避讳这一点，教育部2005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试行)》中明确提出，改革目标之一就是“使考试最大限度地对大学英语教学产生正面的导向作用。”教育部《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把高考三个核心功能直接写成“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所以“用考试改变教学”不是副作用，它本身就是制度设计的目标。“我通过决定考什么，告诉全国学校应该怎么教，全国学生应该怎么学。”教育部对高考内容改革的总结也明确指出，高考命题，也要承担价值引导和育人功能。

中国学生学习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英语？高中生学了大量英语，但他们主要接触的是教材英语、高考英语、真题英语、模拟题英语，而不是BBC英语、Reuters英语、Nature英语、法律英语、原始文件、英文专著。所以教育体系制造了一个巨大的domesticated English（驯化英语）：语言形式是真的，单词是真的，语法是真的，但是它所连接的知识网络被人为切断了。就像拉丁语教育：你知道大量拉丁语语法，但不真正进入古罗马文本世界。如果高考考的是，阅读一篇完整英文新闻，并寻找原出处；或者比较BBC、Reuters、新华社三篇报道；或者阅读原始研究并判断论证是否成立；或者阅读同一事件2篇英文报道，分析信息差异；那么，整个高中英语教学会迅速发生结构性变化。

（七）英语教育与公平

当然，英语教育还涉及到一个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公平的问题。

这篇论文研究了约1600万名中国高考考生。作者利用当年各地陆续把英语听力纳入高考的政策变化发现：英语听力考试的引入，显著扩大了城乡考生的大学录取差距；研究估算，因为有了英文听力考试，城乡户口的学生，大学录取差距扩大了约30%。原因之一就是听说能力比传统笔试更依赖语言环境和课外资源，更依赖家庭条件。2026年一项比较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研究也发现，英语能力与父母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这种差距尤其显著。总之，英语确实是一门特别依赖家庭资源的学科。

四、英语教育的水闸功能

2026年刚发表的这篇论文《From self-strengthening to global engagement: a policy review of China’s EFL development, 1862–2025》提出，英语在中国的功能一直随着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变化而重新定义。英语教育也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它始终和国家发展战略、国际关系、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篇论文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sluice gate，水闸。英语并不是全盘接受或完全拒绝，而是selective assimilation，选择性吸收。国际关系紧张、意识形态压力大时，水闸关小；现代化急需外国知识时，水闸开大。但自始至终，水闸始终存在。这种“既要又要”“欲拒还迎”的态度，从1862年就存在。恭亲王奕䜣建议设立京师同文馆、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等教授外语，但与此同时，又安排中国教习监督，以防传教士利用教学传播基督教。从英语教育诞生第一天开始，就是这种态度：我要你的语言和知识；但是我要严格控制它所带来的文化副产品。

至此，便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所有人英语都学的很好，英语能力都很强，会不会不利于统治？

这个答案恐怕是肯定性的多一点。全民英语能力提高，会削弱信息控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中介层——语言中介。不会英语的人看到外国世界，需要经过英文原文——翻译者——出版社——编辑审查——中文媒体二次加工——用户。每一层都可以删减、选择、改写、重新组织框架。而一个英语很好的人可以直接实现从英文原文 到用户自己，实现去中介化。如果不掌握英语，我们会生活在一个被整理过、被修饰过的二手世界里面，掌握英语，从认识论角度说，它意味着解释权从翻译者和媒体重新回到读者自己手中，自己主动构建自己的认知图景。这一点对于任何高度依赖信息控制的系统而言，确实会增加治理难度。

五、学英语的真正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外语教育长期追求的，是“语言能力的国际化”与“思维方式的本土化”同时成立。你可以有英文的编码和解码能力，但国家教育体系希望决定，你用这种能力读什么、怎样解释所读到的东西、最终站在什么认知框架中。

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在制度设计上包含两个不同动作，一方面开放接口，一方面设置防火墙。一言以蔽之：对英语的学习必须可控。可以把英语当成一门学科，但最好不要把英语当成一种认知工具或基础设施。

英语真正让权力产生警惕的地方，不是语法，而是背后的知识网络。真能有“不可控”风险的，不是“英语思维”四个字，而是三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原始资料访问能力，信息来源追溯能力，信息横向比较能力。

用中文思考，和用英文思考，是不一样的。中文是一种象形文字，表意的。中文思维表达一些概念就更倾向于类比、比喻，而不是诉诸逻辑。比如老大在美国的演讲，提到“太平洋这么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美国人是听不懂的，翻译也翻译不出来。

中文的语言本身还诉诸视觉和美学，进而诉诸情绪，其抑扬顿挫的音调就是情绪的表达。先秦文献，孟子、庄子、荀子的辩论，很多就是靠排比、比喻、对仗的骈句，以势取胜，而不是以理服人。而英文则是抽象得多，逻辑性更强。而中文虽然逻辑性差了点，但有其丰富的想象力，这在AI时代或许是优势。中文是GPU思维，英文是CPU思维。

许多中国人在老外面前都会谦虚地说一句：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老外对这句话往往表现出惊讶。这句话反映出我们的英语教育长期的导向就是聚焦“How good is your English?”而真正的外语学习应该关注，“What can you do with your English?”

学习英语，增强我们的原始资料访问能力、信息来源追溯能力、信息横向比较能力，就是塑造一种开放式学习行为。也就是一个人形成这样的习惯：不信任单一信息来源，寻找原始文本，比较不同版本，查证出处，阅读对立论证，自己暂缓判断。这是一种认识论自主性：我可以自己自由自发地构建自己的认知图景，可以自行核验学到的知识，而不是依赖任何现成的、别人为我设计好的认知框架。

六、英语主科地位，会取消吗？

2025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有序推进中考制度改革”。

从目前多地已公布的方案来看，变化主要集中在减少总分和考试科目、调整分值等。北京市2025年中考总分由670分降为510分，计分科目去掉了化学、地理、历史、生物，由10门减少为6门；西安市从2026年起，减少化学、生物、地理，计分科目由10门减少为7门。不纳入计分的科目，一般转为考查，注重学生的学科能力、跨学科综合能力等，结果以ABC等级呈现。

一些地方提高了语数外三门科目分值，如广州市从2027年起拟将语文、英语分值从120分提高至140分，数学分值从120分提高至150分。许多地方都提高物理在计分考试中的权重，北京、深圳等地2025年首次将物理实验操作成绩纳入中考。广州市还拟降低化学、历史分值。河南省将生物、地理由考试科目变为考查科目，采取开卷考试。

汤家凤教授之所以会觉得“不公平”，是因为历史、生物、地理甚至化学都可以退出中考计分，为什么英语的主科地位还是这么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从决策者的实际行动来看，“语数英”三科作为基础学科、主科的地位依旧是不可撼动的。

如果半年到一年内开始出现下面几个现象，“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才会真正从舆论讨论提上政策调整的议程：

1、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开始系统讨论“外语教育投入产出比”“外语差异化培养”；

2、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开始谈论“科学确定英语权重”；

3、某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中提出类似建议，而教育部答复由过去的“科目不变、分值不变”转为“正在研究完善”；

4、两三个省份开始正式试点，降低中考英语的权重；

5、新一轮国家高考制度改革文件不再出现“语数外 科目不变、分值不变”这种表述。

只要第5项没有发生，英语主科的地位就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如果预测制度的突破点，首先发生变化的地方应该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而不是高考英语，因为这涉及的面实在太广，高考是社会主义教育公平的象征性符号，任何改变都极其敏感。

而且，AI时代的到来，首先影响的，应该也是大学英语的教育。如果大学再花大量时间教词汇、基本翻译、简单日常交流，英语教育的边际价值会越来越低。未来的英语教育，很常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构：基础教育保底，高等教育分流。

想学好英语，在英语上更精进，以后更多是要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