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村志 | 云南皎平渡：3万红军，37名船工与6条木船

新京报记者 左琳 实习生 李思宇 编辑 彭冲 校对 赵琳

“老船工之家八营地”餐厅的院里摆着一只旧木船，大约5米长、1米宽，船底的木头已经有些斑驳发黑。这是餐厅老板裴新会寻了一个月，花1000块专程从山下水库拉回来的。

远道而来的客人好奇它的来历，只要问起，裴新会都不厌其烦地讲起91年前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

1935年5月，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口（现属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出发，渡过金沙江，最终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当时共有3万多名红军战士，全靠6条木船来回摆渡。而能顺利渡江，离不开37位船工的帮助。他们不懂军事，不明战略，却甘愿打破“金沙自古不夜渡”的禁忌，连续7日7夜，拼着劲地将3万多名战士送去对岸。

裴新会的外公张朝满，就是其中一位船工。他在江边活了一辈子，直到2006年，在94岁的年纪去世，至此，当年帮助红军的37位船工全部离世。

还在读小学时，裴新会就听外公提起过渡江往事，老家屋外不远处就是奔涌的江水，她听惯了水声，也听惯了红军和船工的情谊。

2019年，为了支持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她和850多名村民从江边搬迁到山上的移民安置点，在这里开了一家“老船工之家”餐厅。她拉回和渡江时相似的木船，在墙上挂起收集来的老照片，连同37位船工的名字，一并在餐厅展示。她要把这段历史不断讲下去。

▲裴新会与她特意寻来的木船。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天险

数不清要翻过多少座山、拐过多少道弯，才能抵达皎平渡口。

盘山公路紧贴着陡峭的崖壁一路往下，朝更深更远处望，谷底那道翠色，便是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上接通天河，从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皎平渡口是金沙江重要的渡口之一，位于两省交界，北岸是四川会理，南岸是云南禄劝，当时不同民族的老乡聚居两岸，靠渡船维系着贸易和生计。

▲山下的金沙江。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这里地势险要，连久经沙场的元帅聂荣臻也曾感慨——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他们在云南一侧经山谷间的沿江小道向皎平渡口前进，“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

曾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在《随军西行见闻录》里提到，往金沙江一路“山峰嵯峨，千奇百怪，状甚可怕。夕阳西照时，山峰照耀如黄金”，行至陡处必用手杖，“否则有滚下山沟之危险”。《红军长征回忆史料》里记载，有战士因为路滑难走，跌倒多次，两只手被划出一道道血口。

那时的西南深山，天气已极炎热，《随军西行见闻录》提到，到江边的二十里路，几乎没有草木，越下山，越觉得热，一到江边，天气更热，战士们“莫不痛饮冷水”。

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温和的江水，而是怒吼的激流，“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有一二尺，风雨大作时，水浪骤增至三四尺。大风忽起，沙滩上的沙土随风飞舞，能把岸边草屋吹去，人在路中间，“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上”。

裴新会小时候去四川走亲戚，就在皎平渡搭过木船，尽管她已经47岁了，但提起那次经历，第一句话就是“太害怕了”。那天天气很好，可浪涛翻滚起来，“像大海那种浪子，打到船里面”，小船一下颠上去，一下又跌下来，两个船工一前一后，把裴新会夹在中间，铆着劲喊“加油”，船才穿过大浪向前划去，从那之后，裴新会再也不敢坐船过江了。

如今的渡口旧址附近，因为2019年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水面抬升，江面拓宽几倍，江水已经十分平缓，但快艇漂在水上时，依然随着波浪摇摇晃晃。

▲云南禄劝县皎平渡。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对于1935年的红军来说，身后是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追击，面前江水再汹涌，也必须尽快过去。

那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一反之前的行军方式，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里面提到，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基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为了迷惑敌人，中央红军在昆明城附近虚晃一枪后，便兵分三路，直插金沙江。

其中，一军团为左路，抢占元谋龙街渡，三军团为右路，抢占禄劝洪门渡，军委纵队为中路，抢占禄劝皎平渡，五军团殿后，同时向金沙江急行。

木船

现在想要在皎平渡口过到对岸，只需要走过608米的皎平渡大桥。

大桥最初建成通车是在1991年。附近居民阮先生还记得，通车那天，老乡们都凑过去看，两岸一派热闹，从此人们不用再跟水搏斗、靠木船摆渡过江。

▲连接两岸的皎平渡大桥。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2020年，因为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原本的渡口没入水下，旧桥也被拆除淹没，下游百米处，又建起了新桥。新桥延续了旧桥的名字，结构更加稳固，两岸贸易往来也更加便利。

可91年前想要渡江，能依靠的只有木船。

在洪门渡，战士们本打算通过浮桥过江。他们到山上砍竹子，在村里买些门板、木桶，绑扎成浮桥架，然而到了江心，一个巨浪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架子迅速冲向下游的一块礁石，全部散了架。

希望只剩下船。但早在红军抵达前，敌军就在金沙江沿岸所有渡口毁船封江，船被藏得藏、沉得沉，就连附近百姓都在敌军的逼迫和欺压下，逃到山上去。红军战士们没有办法，只好到处寻找附近没有躲藏的老人，分给他们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盐巴和衣物，告诉他们红军是为穷苦人谋福利的军队，这才感动了老人们，他们主动带路，去寻找船和架桥的材料，最终在洪门渡下游江底，摸到了一条沉船。

船已经破烂，到处漏水，大家把各人的衣服被子撕成布条，用刺刀把布条和棉花塞进漏洞堵实。部队在其他渡口寻到的木船，也基本都是如此，当年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徒弟毛洪银记得，师父们亲眼看到红军战士把布条塞进船里，堵上了漏洞，船浮了起来。

部分战士因此得以过江。

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在龙街渡，渡船被毁，浮桥架设失败，渡江并不顺利。就在这时，他们收到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要陆续赶到皎平渡渡江。

在这个渡口，部队一共寻到了6条木船，帮助他们的人，就是生活在岸边的船工们。

裴新会听外公张朝满讲起过1935年5月2日的午夜，全村都睡了，只有渡口附近一家供来往行商歇脚的“人店”还亮着油灯，开店的人，就是外公的堂哥张朝寿。

▲裴新会与外公张朝满合影。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张朝寿以为是赶路人投宿，起初并没在意，借着微弱的油灯，才瞥见昏暗处，大约10多个人影在晃动，手里还拿着武器。但对方和善极了，耐心地向这位老乡解释，他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以后还要分土地给百姓。“现在我们要过江，带我们去找船好不好？”看到张朝寿衣衫单薄，战士还脱下棉衣，给他披上。

这让张朝寿心里温暖。他平时跟奸商、兵痞都打过交道，面前这些战士的语气和举止，和那些人不同。他是个热心肠，在村里颇有威信，听到红军的请求，二话不说带着他们向渡口去，一起寻到了两条木船。

紧接着，红军又在张朝寿的帮助下，攻占了江对岸国民党征收捐税的“厘金局”，不仅控制了两岸的渡口，还缴获了两条木船，把铜板、被褥和衣服，统统送给了张朝寿。

张朝满是在1935年5月3日凌晨，被堂哥叫来划船的，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36名船工，当中有汉族，也有彝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同胞，有云南人，也有四川人。那天中午，红军又从上游鲁车渡找来两只木船。

张朝满后来回忆，在皎平渡生活23年，从没像那天一样热闹，红军的队伍不断向这里涌来，当中有十五六岁的娃娃兵，还有打绑腿的女兵。他猜测，“连续翻山涉水，他们应该疲惫不堪了吧！”但他看到，那些年轻的战士们，竟个个儿流露出胜利的喜悦，到了渡口附近，就整齐地持枪坐下，有的擦枪，有的喝水，有的讲笑话，等候命令上船。

在渡口的“龙头石”上，一位中等个子、体格魁伟、戴眼镜、手拄雨伞骨当拐杖的首长，不时宣布渡江纪律，下达命令。后来他才知道，那就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是渡江总指挥部的总指挥。

现在这块被后人称作“将军石”的地方，已经随着几处渡口，一起沉入江水，但裴新会还是能辨认出它的大致方位。

▲皎平渡附近。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七天七夜

3万名战士过江，总共用了七天七夜。

张朝满记得，两只三丈二长的大叶子船、4只二丈八长的二叶子船，每只每次只能渡固定的人数。这是渡江总指挥部的规定，多一人不行，少一人也不行，纪律非常严格。

严明的纪律是红军能够顺利渡江的关键。1935年5月2日，渡江前一天，军委纵队专门成立了渡江总指挥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了渡江命令，同时颁布了《渡江（河）守则》。陈云曾在《随军西行见闻录》写到，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总指挥部。

各部队按照到达江边的先后顺序，依次渡河，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每一空船到渡口，能渡多少人，就令多少人到渡口江滩上。每船有号码，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除了船夫，每船上还有司令员，船上的秩序，都要听司令员的……

至于这37位船工，也要遵守红军的纪律。他们由张朝寿带领，每船6人，每3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再换另一班，歇人不歇船。

▲云南禄劝县皎平渡镇杉乐红军长征纪念馆内的展览，展现了红军渡江时的场景。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江畔的驿道上尘土滚滚，人喊马叫，挤满了等待渡江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但张朝满记得，战士们有自己的秩序。

他们支起大锅熬粥烧水，自觉地取下背的米袋，倒在锅旁的米萝里，盛粥时也是排着队，没人争抢。

张朝满给裴新会讲过，当时战士们喝的都是稀粥，但留给船工们的更加黏稠，而且每天都有肉吃。有次，船工们随口说一句“饭里石头多”，首长便马上嘱咐炊事员：“他们十分辛苦，吃不饱，划不动，要保证他们吃饱吃好。”以后炊事员每次煮饭，都用筛子把米筛过一遍才下锅。

时间久了，红军们待人和气、体贴穷苦人的作风，都被船工们记在心里：战士们衣衫都打着补丁，却纪律严明，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他们自己只吃稀饭青豆，先紧着船工们的身体。年轻的时候，张朝满家里穷，穿的麻布衣服都是破的，到处打着补丁，从没想过能吃饱饭，直到遇到红军。

“冲这份情，外公说，拼了命也要把红军送过江。”裴新会说。船工们都知道那条祖训，“金沙自古不夜渡”，但这次渡江，船工们甘愿打破禁忌，没人退缩。

不论白天黑夜，船工们都竭尽全力划向对岸，手臂肿了，脚也酸了，划够一小时，再休息一小时，尽管睡不了整觉，但这些二三十岁年轻力壮的小伙，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劲”。

白天，为了躲避国民党轰炸的飞机，他们把船藏好，用树枝伪装起来，崇山峻岭是天然的屏障，头顶的飞机和苍蝇一样，发出“嗡嗡”的轰鸣，盘旋几圈就飞走了；到了晚上，他们就在对岸升起火，船工循着火光继续摆渡，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哪怕是运送骡马。

这是张朝满眼中最难的任务，牲口一旦受惊，船也容易被掀翻。然而红军还是想出了办法，让马夫拉住马口索，坐在船尾，马跟着船游泳过江，最终未掉一人一马，顺利过江。

有的战士回忆，落山后，乌黑乌黑的一长列大山横在前面，分不清哪是树，哪是石头，山前面，金沙江像一匹摊开的灰布，看不清哪是河水，哪是沙滩。江中的渡船好似大鱼，在江上南北往返。

徒弟毛洪银至今还记得船工师父们最常唱的歌谣，也是当年渡江时，红军战士们最常唱的歌谣：“金沙江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不怕山高路又长。”

▲裴新会在餐厅内布置的老照片。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承诺

到1935年5月9日，战士们全部过了江。

热闹的江畔，一下冷清下来。

▲皎平渡附近。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张朝满回忆，渡江的最初几天，少数胆大的农民躲在远处，悄悄注视红军，慢慢地，就有人怯生生地蹲到渡口和驿道附近看热闹了。红军的故事在村村寨寨传开，不论汉族、彝族还是傣族，都扶老携幼地来探望。

看到这些受尽剥削的老乡，红军都会脱下衣裳送给他们；看到托着下巴颏的小孩更是喜欢，拧拧脸蛋、摸摸脑袋，再塞块红糖。有些年轻人默默观察，没一会儿，直接站起来，拍拍裤上的灰，要跟着红军渡江。

“我们摸不清状况，冲他们发脾气，‘那么多红军要过江，你们还来凑热闹！’红军急忙笑着解释，‘他们是参军的，我们一起走了。’”张朝满曾回忆。

卖米、卖菜、卖柴……支援红军的老乡络绎不绝地赶来，皎平渡成了“皎平街”。红军走后，这里又只剩下不绝的江水声。

为了截断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击，红军毁掉了6条木船，其中一条木船属于一位傣族船工，红军赔偿了80块，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价值。他们告诉船工们，白匪（国民党军队）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要提高警惕，藏好给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回来看望你们，给你们分土地。

张朝满始终记得这个约定，也等来了红军的承诺。

1935年5月之后，他一直留在江畔划船、务农，有了自己的田地，吃得饱也穿得暖，看着硬化路修到家门口。“现在的生活，我已经很满足了。”他总是这样说。

毛洪银今年71岁了，从二十多岁起就跟着师父们划船，到后来，自己成了皎平渡村原党总支书记，带着村民改善了基础设施。以前村里点的都是煤油灯，想要出村，得先走一两天山路，才能等到班车，现在交通便利了，家家户户也都通了自来水，每个村民小组都通了电，门外再不是黑黢黢的深山和土路。

2019年，为了支持乌东德水电站建设，部分村民搬迁到乌东德镇金瑞二社区，距离原址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基础设施比之前更加完善。

▲乌东德镇金瑞二社区街景。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一排排白墙灰瓦的联排小楼顺着山腰铺开，街边有茶楼、餐厅和快递驿站。很多老船工的后人都在社区的支持下，开起民宿和红色餐厅，2025年，近2万人次来到社区旅游、研学，村民的收入也在增加。

这些年，禄劝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常常到皎平渡附近各地走访，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主动搬迁的老船工后代。他们心里舍不得世代居住的老宅，但为了水电站的建设，还是主动搬到新宅。

其中就有裴新会。从小到大，她已经听惯了金沙江水哗哗地响声，那里有船夫的号子，也有祖辈的情谊。

在新宅，裴新会也开了一家餐厅。她在门口挂了一块“老船工之家”的牌匾，连同已经隐进历史深处的37名船工的名字，一同展示给全国各地的游客。

▲协助红军渡江的37名船工。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值班编辑 古丽 王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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