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冲锋，却成了上海战役中极具分量的一次奇袭。三个人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大部队掩护，身上沾满污水和淤泥，凭借一条隐蔽的下水道，穿过敌军严密设防的区域，突然出现在守军指挥机构附近。
此时的上海，已经被解放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国民党军在城外和市区修筑了大量碉堡，街道、桥梁、码头都布置了火力点。汤恩伯集团拥有数十万兵力，企图依靠坚固工事固守上海，同时争取时间转运物资。
上海不能照普通城市那样强攻。
这座城市人口密集，工厂、仓库、码头、发电厂和自来水厂集中分布。更重要的是，上海有大量外国机构和侨民，任何一次误伤，都可能被利用来制造国际纠纷。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指出，能否完整接管上海，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管好大城市。
陈毅把这场战斗比作“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打碎瓷器。粟裕、张震经过研究，决定把主攻方向放在吴淞一带，尽量将敌军压缩在市郊，避免把市区变成废墟。
5月12日，第三野战军第27军从乌镇一线出发，上海战役正式展开。十天激战后，解放军逐步逼近市区。5月21日，部队接到明确命令：进攻市区，一律不使用火炮和炸药，只能依靠轻武器解决战斗。
命令传到前线，许多指战员难以接受。敌军在苏州河桥头修筑了地堡和街垒，机枪交叉射击，正面强攻非常困难。第79师第235团先头部队冲向外白渡桥时，3连7班的14名战士在敌军火网中全部牺牲。
有人急了，向军长聂凤智请求开炮：“对岸的火力点，不用炮很难打掉。”
聂凤智没有立即答应，只问了一句：“上海没有毁在国民党军手里，却毁在我们的炮火中，历史会怎样记这一笔？”
这句话让前线安静下来。命令没有改变。
战斗不能硬碰硬，必须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地下党提供的情报显示，苏州河上游西站附近河面较窄，守军兵力也相对单薄。于是，27军在正面继续佯攻，暗中抽调部队向西站转移。第202团突袭守军据点，迅速俘虏数百人，又把船只连接起来，搭成临时通道，掩护后续部队渡河。
就在同一时期，苏州河南岸的迟浩田发现一处下水道井盖。经过了解，他判断这条下水道可能通向河道附近。情况紧急，迟浩田没有等待大部队，而是带着两名战士钻了进去。
里面又窄又臭，污水漫过脚面，稍有声响便可能暴露。三人摸索前进，终于抵达北岸，随后制服敌军哨兵。在俘虏带领下，他们直奔敌军第204师师部。
师部守军突然看到三个浑身漆黑、满身污水的人从暗处出现，一时间没有判断出对方究竟有多少兵力。迟浩田抓住机会，命令俘虏向各处传达投降要求。敌军副师长等人被迫缴械，随后又命令所属部队放下武器。就这样，三名战士以极小代价，促成一千余名守军投降。
这次行动的价值，不只在于俘虏了多少人。它从侧后方撕开了苏州河防线，打乱了守军部署，也让正面部队获得了继续推进的突破口。敌军原本依赖的碉堡、桥头和街垒，一旦失去统一指挥，很快便难以发挥作用。
5月26日，国民党军第51军军长刘昌义率部起义，其他据点的守军也相继动摇。到5月27日下午，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要设施的守军陆续放下武器，上海市区宣告解放。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发电厂仍在供电，自来水厂没有停止运行，电话系统也尽量维持。邮政部门的设备、档案和邮件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对一座拥有数百万居民的城市来说，这种接管方式并不容易，背后是极强的纪律约束。
入城前，第三野战军颁布了“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要求部队遵守城市法令，保护市政设施，不住民房店铺，不扰民，不乱买乱拿。毛泽东看到这份规定后，批示“很好”多次。
5月27日夜间，上海下起小雨。部队一时找不到足够的空房，有人建议就近到市民家中避雨，却被明确拒绝。聂凤智和政委刘浩天带头露宿街头，官兵以连队为单位在路旁布置警戒，宁可淋雨，也不进入百姓住宅。
第二天清晨，许多市民打开家门，看到成排的解放军战士睡在湿冷的街道上，武器整齐放在身旁。上海工商界人士刘靖基后来回忆，自己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荣毅仁原本打算离开上海，看到城内秩序和部队作风后，改变了决定。
迟浩田三人的下水道奇袭，发生在一场规模巨大的城市战役之中，却准确体现了这场战斗的关键：不仅要突破防线，更要尽量保住工厂、街道和普通人的生活。5月27日，上海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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