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那天清晨，周家湾老宅的院子里很安静。父亲在剥玉米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脸埋进金黄的堆里就没有起来。
母亲开始以为他在装病，直到确认人没有气息才难过。
我赶回家的时候，灵棚已经搭好。我看父亲苍白的脸，心里觉得空，这突然的离别让我重新看这个家。
母亲听见动静，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而是踢了父亲一脚，并且骂他说不要装死来吓唬人。
这是农村老人有的一种常见的防御心理，因为他们怕麻烦也怕晦气。
可是父亲一动不动，她翻过身，看见父亲睁着眼张着嘴，她在愣了两秒后，哭声就一下子出来了。
这种从呵斥到嚎啕的转变，没有任何过渡，只有最本能的震惊和痛苦，它来得很猛烈也很真实。
我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在天黑的时候才到了家。
我跪在灵前看着父亲瘦小的身躯，我心里觉得他这一辈子就像拉磨的驴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没有声音地停了下来。
他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做交代，走得很快也很干脆。
这样的死法在村里并不少见，大家好像都习惯了这种突然的结束，连悲伤也显得很克制和短暂。
叔叔在喝醉以后说过，老周家没有人能活过70岁。
太爷在47岁的时候修水库被石头砸到而失去生命，爷爷在59岁的时候因为凑不齐彩礼而喝农药结束生命。
奶奶卖了嫁妆才把婚事办成，她自己在65岁的时候因肺癌离开人世。
这些过去的事情像咒语一样，从小就被说给晚辈听，这让大家觉得能活到六七十岁已经是运气很好，不敢想更多的事。
父亲照顾瘫痪的太奶有3年，他说那比种地还累。他们对长期卧病在床的害怕，就在他们的想法里。
去年冬天有雪的时候，母亲捡鸡蛋时滑倒，把髋关节摔断了。医生说做手术要5万块，母亲第一个反应是说不做。
她不是怕花钱，她是怕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怕没有尊严，怕成为儿女的负担，那种对“活受罪”的害怕比想活下去的念头还要大。
我给母亲做了手术并换了人工关节。她能走路了，但她走路时一瘸一拐，她叹气说自己没有用了。
妻子反对我辞职回乡，因为房贷和孩子上学都是大事。
我回去了，我把城里的房子租出去用来抵房贷，我在镇上的快递点找了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
我想陪着母亲，我每天给她做一顿饭，我送她去广场晒太阳。
村里的老人说死亡，就像说天气一样平常。张婶说她梦见去世的父亲，李奶奶盼着早点解脱，王大妈说自己身子骨不行。
去年年底，村里有3个人走了。赵大爷是肺癌晚期，疼得在地上打滚喊救命，医院放弃治疗之后，他只能回家等着。
这些场景让大家有“怕活受罪”的想法，死亡在这里不是禁忌，而是一个必然到来的终点。
我现在每天过着慢节奏的生活，我在早上起来做饭，我陪着母亲出门。
我听着老人们平静地讨论病痛和身后事，我心里有各种滋味。我不再执着于城市的繁华，我也不再焦虑未来的不确定。
在这个小村庄里，生死被看作自然的约定。我守在这里，这是为了照顾母亲，这也是为了理解这份沉重而真实的生命逻辑，我接受平凡生活中的每一次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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