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山1923年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创办教育系，出任系主任，

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原名蒋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景星学社社员。[1][2][3][4]蒋梦麟是中国新教育的倡导者之一，有《西潮》《孟邻文存》《谈学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新潮》等著作传世。

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后，蒋梦麟看上了他的妻子陶曾谷。在婚礼上，没想到蒋梦麟却大言不惭地说：“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枪声是在清晨响的。天桥刑场，高仁山倒下时，北平的雪还没化尽。

消息传到蒋梦麟耳朵里，他手里的茶杯晃了晃，茶水泼湿了袖口。他坐着没动，直到那圈水渍在呢料上慢慢晕开，变成深色的一片。他想起去年冬天，两人还在东兴楼喝酒，高仁山拍着他的肩膀说，教育救国的路再难，也得有人走下去。这话烫人。

他去了高家。院子里静得吓人，三岁的男孩蹲在门槛边玩石子，两岁的女儿在屋里哭，声音细细的，像猫叫。陶曾谷坐在炕沿，搂着女儿，眼睛望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槐树，脸上没有泪，只是空。桌上连只暖水瓶都没有。

蒋梦麟喉咙发紧。他说，嫂子，往后的日子，有我。

他说这话时，胸口拍得闷响。陶曾谷转过脸来看他，眼神像潭深水，望不到底。她点了点头，没说话。

蒋梦麟是有家室的。发妻孙玉书在浙江老家，替他伺候父母，养大四个孩子。她是他出国前父母定下的，小脚，识字不多，信里总写“家中一切安好，勿念”。九年留洋，家里靠她撑着。他感激，可也说不上别的。有些话，跟她讲了，她也只是笑，说你们读书人的事，我不懂。

他开始常往高家跑。送米面，送银钱，冬天还没到，煤就先堆在了屋檐下。孩子出疹子，他连夜敲开德国诊所的门。窗棂坏了，他挽起袖子自己钉。

陶曾谷是不同的。她穿素色旗袍，头发梳得整齐，说话声音不高，但每句都落在理上。她能谈杜威的教育理论，也能说北平的米价。有回蒋梦麟说起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她接了一句，说记得楼梯转角那扇彩玻璃窗，下午阳光照进来，地上全是红的蓝的影子。蒋梦麟怔住了，那扇窗，他也常看。

她给他泡茶，茶叶是旧的，但杯子洗得透亮。有一回，她低头捡起他大衣上沾的一根线头，手指很快地一捻。蒋梦麟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味。

朋友劝他，梦麟，注意分寸。那是仁山的未亡人。

蒋梦麟不说话。他那时已是教育部长，索性将陶曾谷聘为秘书，安置在自己办公室外间。每天推门就能看见她伏案写字，脖颈弯出一道柔和的弧线。公文往来，她整理得条清缕晰；宾客接待，她应对得妥帖周到。有次他伤风咳嗽，第二天桌上就多了一罐枇杷膏，底下压着张纸条，字迹清秀：每日温水化服两次。

1932年春，蒋梦麟回了趟浙江。孙玉书在堂屋等他，手里纳着鞋底，针脚密密的。孩子们躲在门后偷看，不敢上前叫爹。

他说，玉书，我对不住你。

针停了一下，又继续走动。孙玉书没抬头，声音平平的：你想好了？

家里的一切都留给你和孩子，他说，我净身出户。

鞋底搁在了箩筐里。孙玉书站起来，看着他，看了很久。她说，你会后悔的。这话她说得很轻，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

离婚的消息像块石头砸进池塘。老家来信骂他陈世美，学界同侪摇头叹息，报纸副刊含沙射影。去胡适家商量证婚的事，胡适面露难色，说内人把钥匙藏了，我出不了门。

婚礼在北平德国饭店办。六月的天，吊扇在头顶慢悠悠转。陶曾谷穿浅杏色旗袍，鬓边簪了朵小小的白玉兰。她瘦了些，但眼睛里有光。

蒋梦麟举起酒杯，手有些抖。他说，我敬仁山兄。台下安静下来。

他说，我继续做教育，是因为他。我爱他爱过的人，也是因为他。

他说，我要加倍对她好，才对得起地下的朋友。

这话说出来，席间有人咳嗽，有人低头吃菜。陶曾谷的手在桌下轻轻碰了碰他的膝盖。

婚后他们住在东城一处小院。陶曾谷把高仁山的照片摆在书房，每天擦拭相框。蒋梦麟供两个孩子读最好的学校，男孩调皮，打碎了邻居的玻璃，他亲自上门赔钱道歉。夜里他伏案写公文，陶曾谷就坐在一旁看书写字，有时抬起头，两人目光碰上，相视一笑。

流言却没停过。有人说他假仁假义，有人说陶曾谷水性杨花。儿子从老家来信，称呼他“蒋先生”。他读着信，半天没说话。

陶曾谷把信收走，沏了杯新茶放在他手边。她说，孩子们长大就懂了。

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他说，我只要你懂。

那些年时局动荡，北大南迁，西南联大在炮火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