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融：从“獠牙利爪”到“良善未来”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文/殷 融

原刊于《书城》2026年9月号

“自然的獠牙与利爪，沾满了红色的血液。”这句话出自英国诗人丁尼生一八五〇年写的一首追悼诗，丁尼生表达了上帝之爱与大自然冷酷无情的强烈对比。他借着大自然的口说，不只个人会腐朽，物种也一样。“物种已绝灭了千千万万，我全不在乎，一切终将逝去。”九年之后，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自那时起，人们常常引用丁尼生的这句诗来形容残忍的生存斗争。

在生命的竞赛中，我们都受到生存斗争的驱使。从自我利益出发，帮助竞争对手无异于自掘坟墓。不帮助似乎还不够，为什么不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呢？我们是彼此争夺资源的生物，老好人注定赢不了这场竞赛。那些牺牲自身利益去成全他人的傻瓜，终将被精于算计的自利者淘汰。

可是，利他主义者明明就存在啊！他们不但会互相帮助，还会帮助陌生人。从进化论来看，这些不理性的利他主义者不早就应该灭绝了吗？利他主义者究竟为什么会跨越血缘、去为与己无关的生命谋取福利？

从纯粹理性计算角度来看，个体之所以具备利他之心，是因为自己帮助之人将来也会用同样善意回报自己；同时，作为社会化动物，人类重视他人利益，本质上是为了给自己“谋取”更长远的合作机会。如此看来，人类引以为傲的“美德”与“正义”，其源头似乎都沾染着利己主义的底色。诚然，美德的源头不在于创造美好，也不在于树立道德，它只是为个人利益服务——事实上，连这种说法也有失精准：进化策略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复制个体的遗传信息。

然而，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反转在等着我们：想想看，恰恰是这种深植于基因的“算计”，让人类可以与自身最直白、最野蛮的利己倾向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找到了一种更高明的利益实现方式——一种对自己和他人都更好的方式。如果你不欺骗或伤害我，我也不欺骗或伤害你，如果人人善待他人，那么在互相善待对方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所以，在自然选择的驱动下，人类自然而然地“为了”利己而走向利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功能上的利己不代表意识上的利己，进化是一位擅长隐喻表达的文学大师，它可以将真实目的潜藏在表象之下，任何一种心理机制或行为模式的“设计初衷”都不必直接展现出来。性行为最初的“目的”是繁衍后代，但人们不一定非要在需要繁衍后代时才进行性行为；爱情是为两性关系“服务”的，它的功能在于让个体与合适的生殖对象繁衍后代、传递基因，但我们不会把爱情看作手段，它本身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同理，当我们向他人伸出援手时，并不会在脑海中拨弄算盘、计较得失。因为帮助他人不仅仅是一项有利的生存策略，还是一种会让我们感到愉快、崇高或满足的选择。

不过，既然进化已经让人性闪耀出诚实、热忱、仁爱、温和与无私的光辉，为什么我们又时常会看到完全相反的另一面——狡诈、冷漠、残暴、冷酷和自私？人类具有同情心，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并真切关心他们，可我们也会对一些人的不幸遭遇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我们整体上是和平、温顺而友善的动物，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会成为暴虐残忍的刽子手。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人类，还是具体的某个人，都有许多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在讲述道德主题时，我必须坦诚面对人性的复杂光谱，天使与魔鬼都集中在我们身上。这正是《道德进步的心理学》后半部分着力澄清和剖析的问题：道德观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总有人和我们不一样？

《道德进步的心理学：

进化如何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殷融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版

一提到进化学说，许多人会想到生物决定论或遗传决定论，仿佛我们的命运早已被基因“写死”。但实际上，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地球上每个正常人都遗传了一整套复杂的心理发育系统，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区别确实可能来自不同的生活经历，例如家庭教育、成长环境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等，这些经历决定了个体的发展策略。个体发展更像是一种选择过程——从备选方案库中选出最适应当前环境的特征。

具体到道德问题，为什么自然选择赋予了我们灵活可塑的道德良知，而不是让道德良知的内容一开始就全部固定？为什么个体发展不能像火车轨道一样，沿着预设的路线一往无前？答案藏在人类历史的起伏之中。不同社会的人口规模、可用资源、战争风险、气候以及其他条件，都在周期性地变化，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波动，都可能影响某种特质或倾向所能发挥的作用。更何况，每个人出生于不同家庭，而不同家庭在社会生态位中占据着迥异的位置，这导致个体的社会资产千差万别。相比于遗传一套僵硬、一成不变的道德机制，根据环境来量身定制道德机制，无疑是更聪明、更适应生存的做法。

由于道德发展程序是适应社会生态位的途径，因此，个体道德倾向具有非常明确的社会适应意义。比如在现代社会，一个孩子行为举止表现得礼貌、谦让且大度，我们通常会奖励他。但在其他社会中，儿童可能接触完全相反的道德理念。原因在于，那些看似“另类”的理念其实更适应当地生存环境。我在书中提到一个例子：在南美洲的雅诺马诺部落，冲突会非常频繁，男性和平主义者在雅诺马诺社会不常见——他们很难获得同性的尊重和异性的青睐，更不用说组建家庭。不难想象，“温和”与“克制”绝不会被写入雅诺马诺社会的道德守则。雅诺马诺人之所以会形成暴力竞争文化，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从狩猎社会向种植社会转变的特殊转型期，男性一旦成为领导者，就有机会控制更多物质资源，这会鼓励他们更疯狂地追求统治权和地位。

实际上，在全世界任何地区，当一个社会存在巨大的资源分配差距时，所有人都会被卷入激烈的社会地位竞争中，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社会不平等会放大人类内心的阴暗面，包括敌意、利己主义、自我夸耀与不信任，它甚至还会严重损害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机会：在崇尚“赢家通吃”的氛围中，未成年人往往更易受到利己主义、投机心理和“获胜”文化的裹挟。他们倾向于将未来视为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从而滋生出深重的悲观情绪，还会逐渐丧失对他人的共情能力与对社会的责任担当。因此，缩小贫富差距与收入不平等，既是当代人应当追求的道德目标，也是促进社会繁荣与提升生活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总之，环境或生存条件的差异会激活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及各个群体不同的行为倾向，进而构造出丰富多彩的道德形态。正因如此，社会环境的改变也可以撬动道德变迁的齿轮。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人性的基本特征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发生生物学意义上的“突变”，但适宜的环境能够让人性中的光明面得以充分释放，这也正是本书书名中“道德进步”的含义所在。

诚然，关于“道德滑坡”的叹息在现实世界与社交媒体上不绝于耳，但这并非我眼中的真相。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乐观派，我试图在书中以翔实的数据为支撑，论证人类社会道德形态演进的积极趋势：只要我们承认民主、自由、利他与平等优于压迫、奴役、利己与暴力，历史的走向便一目了然。

在这本书最后一部分，我从社会结构角度深入阐述了过往道德进步的动力。例如，现代经济形态已由传统的物质经济全面转向知识经济。这一转型从根本上削弱了战争的“投入产出比”，使得大规模武装冲突在经济上变得极不划算。自二战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形成的深度的相互依赖关系，极大地抬高了战争的潜在成本——一旦爆发冲突，国家财富将面临巨额缩水。因此，现代国家扩张与侵略的原始冲动被理性的利益计算所抑制，全球范围内的暴力冲突随之显著减少。

在进步的道路上，人类已经走了很远，已经发生的事情会继续发生，但这并不代表进步的曲线会随着时间推移自动向上攀升。然而，作为智慧生物，我们有能力运用理性去认识世界，并依据缜密的思考将自身行为导入正轨。通过营造理想的成长环境，我们可以让美德在儿童身上自然孕育，从而使未来人类成为良性环境的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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