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回到老家，请乡亲们吃饭，几天后赶紧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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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01

1949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湖南浏阳葛家乡乌石垅村，一辆吉普车停在村口。

车上下来一个人，十二点整。等了很久的乡亲一拥而上。来的这个人叫宋任穷。1929年他从这个村子走出去，这一趟回来，隔了整整二十年。

他这趟不是专程回来的。他奉命从南京赶往昆明上任，路过长沙，顺道回来看一眼。

见面礼发下去，场面有点安静。侄媳妇拿到的是两双袜子和两条毛巾，侄女是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其他亲戚一分钱的东西都没有。

倒是两位同乡得了好东西。早年他想外出找党组织，身上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是这两个人凑了两块大洋给他做路费。这一次，他一人送了一套当年很畅销的卫生衣。

他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消息传得很快，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屋里坐不下，就摆到院子里。为了招待这些人，家里一天三顿，每顿要开七桌。

临走那天，他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只悄悄把侄子宋敬堂叫到一边，说：本来还想多住几天，可我实在囊中羞涩，为了不连累家里，只好提前走。

02

他为什么二十年没回来，得从头说。

1909年，宋任穷出生在浏阳葛家乡乌石垅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原名宋韵琴。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年，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被分到红四军，当上了连党代表。

中间有一段是硬的。一次战斗中他和部队失散，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也没有人可以问。身上没钱，他就一路讨着饭，走回了浏阳老家。

推开家门，家里已经变了样。母亲去世了，大哥被敌人杀害了，二哥也病死了。一年之内，他失去了三位亲人。

家里连一身穿得出门的衣服都没有，更没有路费。他到处打听党组织的下落，打听到当年介绍他入团的同学在广州，就想着往南边去碰一碰。帮他凑出这笔路费的，是一个皮匠，二十块大洋。

拿着这二十块大洋，他离开了浏阳。这一走，又是二十年。

03

回到队伍里，他走的是政工这条路。他先后在红十二军、红五军团做过团政委、师政委，中央苏区那几次反围剿都参加过，从连一级一路做到了军一级。

长征开始的时候，他任红军干部团的政委。干部团是中央纵队手里的一支机动力量，团长是陈赓。乌江那一仗，强渡乌江、接着攻占遵义城，都是这个团顶在前面的。1935年5月，他又带着部队抢占金沙江的皎平渡，掩护红一方面军过江。

到了陕北，他任红二十八军的政委，后来任军长，和军长刘志丹一起率部东征。

抗战爆发后，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8年起，他被派往冀南，任东进纵队兼冀南军区政委，后来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南区委书记、行署主任。这一块地方，他前后待了六年。

1944年，他调任冀鲁豫分局组织部部长，后来代理书记，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他在晋冀鲁豫军区任第二纵队政委，之后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

这个人一辈子干的，多半是别人看不见的活：组织、政治、干部。枪在哪里打响，背后都有一摊子事要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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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这一年，他的任务换了方向。

他先任豫皖苏分局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委，又任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安徽省委书记、南京市委副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到这一年秋天，他受命率部向西南进军，任二野四兵团政委，任务是去接云南。

云南是和平解放的。1950年前后，他任云南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云南军区政委。

刚接手的那几年，要管的事很碎：接管旧机构、剿匪、恢复生产、安置起义部队、安排民族地区的工作。那几年云南的情况复杂，各路人马、各种势力都得一点点理清。他在这一摊上待了两年多。

1952年，他调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同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他调中央，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第二年，他又换了一条全新的线：1956年11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这个部管的是当时中国顶要紧的一件事。他是这摊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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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起，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同时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0年那次调东北，他在沈阳待了六年。东北是当时国家工业的骨干，那几年他在那里抓的是工业生产和城市工作。一个政工干部出身的人，后半辈子有一大半时间在跟工厂、矿山、设备打交道。

1964年起，他连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后二十年。1980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到1987年，他两次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1月，宋任穷在北京去世，九十六岁。

从1926年在浏阳乡下入党，到2005年在北京去世，中间隔了七十九年。这七十九年里，他的岗位换过很多次：连队里的政治课，一省的地方工作，全军的干部工作，国家的工业盘子。

可家乡人记住的，是另一头的事。浏阳葛家那个村子，后来立起了他的故居纪念馆，专门设了陈列室，2009年对外开放。他的侄孙宋运佳，是这里的讲解员。有人来参观，他就讲一遍；没人来的时候，他下地干活。

06

再说回开头那句“囊中羞涩”。

一个管过一省一局的人，回自己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怎么就住不起了？这话听起来像哭穷，可在他这儿不是。

他那代人身上有一条规矩：公是公，私是私。1949年那次回乡，来的人里有一大半是来求事的：想跟着去城里找个工作，想托他跟上面说句话，想让他给家乡要个什么项目。这种事他一件也没有答应。

家乡的亲戚为这个抱怨过。有人明说：你看我们也没沾上光，他也没给家乡办过什么事。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规矩。1958年春天，他从北京坐火车去广州办事，中途回老家吃了一顿午饭就走了。那一次他带给大家的见面礼，是一小包糖粒子。

1988年5月，他再一次来长沙开会。这一趟，他连家门都没进，只在乡政府打了个转就走了。那次他在乡政府一共待了几个钟头，老屋的门却始终没进。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挤在人群里朝乡亲们笑了笑，就走了。

他也给家乡办过事，不过办的都是另一类：支持家乡办起了一所希望中学。至于给自己家亲戚安排工作这种事，一件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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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还有一件事。

侄孙宋运佳二十多岁，想干一番事业，专门跑到北京找他，想让他帮忙找个好单位。宋任穷一听来意，没说什么，随后委托秘书回了话：不行。

他这一辈子管过干部，管过组织，也管过共和国最要紧的那几摊事。家乡的亲戚，从头到尾在家务农。

宋运佳后来一边当着纪念馆的讲解员，一边种着家里的地。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些浏阳亲戚，有事从来不找他开后门。不告诉他还好些，告诉他，他还要对你更严。

他管干部的那些年，给自己立的规矩只有一条：自家的事不办，亲戚的事不办，老乡的事也不办。这三条规矩，他一直守到自己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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