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与思想｜伯林说，“我完全不认为历史是伟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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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以赛亚·伯林四卷书信集的中文版终于出完了，连注释索引在一起，可能近 5000 页——这是一个大工程，绝对值得向翻译者和出版者致敬。

最新出版的第四卷，大部分都来自于伯林退休后的书信往来，这个时候感觉他要更轻松一些，针砭人物，解释自己，感觉又恢复到了第一卷刚刚进入社会时，更愿意表达自己的絮絮叨叨的状态。而且，显然，八卦也更多一些——他鄙视阿伦特，不喜欢乔治·斯坦纳，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嘲笑一下 T.S. 艾略特，最后终于因为以色列问题与乔姆斯基一拍两散……很好看。

当然，思考也更深邃。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93 年 5 月他在给亨宁·里特的一封短信，很有代表性。

关于阿伦特小姐：我认为她本人非常缺乏同理心……真正令我愤慨的是她对犹太人的说教，试图教导后者在面临驱逐、死亡等威胁时本应如何行动。她非常坚定地说，他们应该抗争，而不是像羊一样任人宰割，应该反抗，应该表现出英雄主义和自我尊严，等等。这是最可怕的傲慢，特别因为这样的训导来自一个安坐在纽约的人。

假设我是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盖世太保来找我，问：“这里的大多数犹太人你都认识。我们能得到他们的名字和地址吗？当然，我们自己也能找到他们，但如果你与我们合作，事情会很方便；而且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可以离开，还可以带 65 个人走。”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如何做。你有四个选择：拒绝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被驱逐出境，这就是结局；自杀，这是一条明显的出路；或者同意合作，然后告诉犹太人他们将面临什么危险——但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而当盖世太保发现你做了什么，你就会和犹太人一起被毁灭；或者你可以接受他们的提议，从你的朋友和熟人中选出 65 人，这么做当然包含一个可怕的暗示，你是在做判决，让其他人灭亡。

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么做都合乎逻辑。普通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并不适用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情况。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在那种情况下对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指手画脚，在我看来是最畸形的[傲慢]。

伯林解释了几十年里他对阿伦特的疑问，更重要的是，他证明阿伦特“傲慢”的这个小故事，解释了他的政治立场和对世界的态度，隐约可以看到他对自由与意志的理解，对犹太人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解，他的多元主义的主张，对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宽容。

这样的书信在他的四卷书信集中比比皆是。

当然，也会有 1945 年与阿赫玛托娃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女诗人对伯林居然会结婚大为惊诧，这些经典八卦也有答案。

一如多年以来的习惯，他写了大量跟以色列有关的信。以前看托尼·朱特说，以色列像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伯林不一样，以他与魏茨曼的交情和资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地位，他说到以色列时，更像是一个家长，最担心的事情是又有人找上门来告状——眼前一黑，这孩子怕是又闯祸了。

看伯林还是令人愉悦，看他的书信集特别让人愉悦。

经出版方“译林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节分享给读者。

《个人印象》一书收集了伯林为其同时代人物刻画的肖像，同时（在亨利·哈代的建议下）也准备将别人对伯林本人的印象纳入其中，以序言的形式由其朋友诺埃尔·安南执笔。但看到文章初稿时，伯林有些懊悔，他给鲍勃·西尔弗斯的信中写道：“虽然他品格优良，我喜欢他—甚至尊敬他—我们之间也有多年的交情，但我真不该请他来写这个序言。”他发现：

有许多地方写得不合适。我得和安南勋爵私下说说这件事，我不敢想（请你千万别把我的话外传）这本书以目前这样的序言出版会是什么样——在我看来，这篇序言对我观点的解读不够准确，也存在让人十分难堪之处。很抱歉我的反应如此强烈，但事实就是如此。我问过一两个其他人，他们的反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对与安南勋爵就此话题的长谈没有什么期待——因为我能想到，若立场互换，我的感受会是什么样。

致诺埃尔·安南

1978 年 10 月 2 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诺埃尔，

你应该能想象到写这封信时我有多么别扭，你肯定也知道我的心里对你怀有无限感激，感谢你为我写的一切—所有那些溢美之词。多承谬赞，令我像把好几块美味的棒棒糖一并品尝，舌尖尽吮其甜美滋味，喜不自胜。我准备就这样一直夸赞下去，直到你觉得舒心惬意为止。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我觉得需要浓缩修改之处。我对不得不讨论这些问题颇感窘迫，但这事逃避不开—毕竟任谁在谈论与自己如此密切相关的话题时，都不敢说自己有哪怕丝毫的公正客观。［……］

“关于赞美的研究”—恰如其名。你大概可以说我享受称赞他人—向来如此。我很可能有英雄崇拜症（虽然时而受挫）：一见到天才的男性、女性，像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伍尔夫、罗素、帕斯捷尔纳克、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等，就兴奋得不能自已，毫无疑问，我有很多缺点，但从不蓄意说人坏话；很想和你聊一聊，不带个人情感，就像谈论小说人物一般，谈谈你在文稿中写的所谓“泥足”。说起来有趣得很，我发现极其挑剔的凯恩斯—如果你看了传记中他的那几篇文章—也喜欢夸奖恭维别人。赞美除了是一种极度的欢愉（奥斯丁曾告诉我，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夸奖人，而且被夸的人实至名归），还能丰富人的世界，充实人的生活。

［……］我觉得你把我的质疑态度想得有些夸张了，我确实对事物的最终解决办法持高度怀疑态度，也就是说我不相信有什么万能灵药或一揽子解决方案，但对货币主义、赤字预算、工团主义，我反对它们什么呢？我对它们没有什么看法，就连参与式民粹主义我也不是完全反对，我认为平等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之一，像这样反对平等我是很反感的；我也不全然反对大卫·塞西尔、里斯—莫格、托尼·昆顿、雷蒙德·卡尔这样的温和保守派，我同样捍卫平等之神圣价值—当然在发生冲突时，我将毫无疑问不得不向其他同样的终极价值让步；但只要证明它不会造成确定无疑的损害，就必须实施平等。我也不打算为“所有文化都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以及“文化是最高价值，我们必须用生命来捍卫它”这样的观念辩驳。

［……］我并不反对人们相信生活可以被安排得更好，可以遵循某种行为准则或某种文化批评途径或方法，甚至是某种科学法则—通常涉及人可以做什么，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我这是说教的口吻）。［……］

我并没有说“事实上，人不可能为了一个好的目的而不把其他目的搁置一旁”，而是说人并不总能够二者兼得—平等和自由有时能够达成妥协，有时无法达成。这听上去十分无趣，但千真万确：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会削弱自由，而各种形式的压迫则会摧毁平等。当二者发生冲突，就必然要做出痛苦的抉择，我倡导反对的是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矛盾—不是说人一辈子每时每刻都被这些可怕的选择所困扰，生活并不是为了规避某种窘境，而陷入另外一种困境的漫长挣扎。达到平和的“折中平衡”是可能的，这种折中也并不（总是）令人痛苦。

［……］“积极”自由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去牺牲少数人的自由”，这种声称“真实自我”，或“最佳自我”的自由，是以牺牲我们通常判断的人的个性为代价的，包括个性特点、愿望和需求。于是，那些预言人们“真实”自我的“真实”需求的专家们便有理由把人们实际表达的所爱、所憎、所需或所愿的东西搁置一边，将其视作未开化、不成熟、“经验欠缺”、“低端劣等”、“自我不足”的言论。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孩子，或是愚昧落后的人（密尔这样认为）。且不论这么做是否被允许，问题是怎样才能让这种想法像黑格尔、格林、博赞基特这些人的理论一样发扬光大，传播给全人类—无论你能否将“真实”的权威自我与国家、教会、人民、阶级、政党等相等同。你说“可以协调平衡”，这句话应该是“最终，都一定可以协调平衡”；而“只是它们无法协调”这句，我希望写成“只是它们有时无法调和”；还有“意识形态”，应该用“那个绝对正确、毋庸置疑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表述来代替。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便同奥克肖特及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者、反启蒙主义者成了一丘之貉。可我想的是和密尔这样的非功利主义者，以及伊拉斯谟、狄德罗、屠格涅夫、赫尔岑、熊彼特这批人，甚至E. M. 福斯特公司这样与众不同的企业同道而行。反对专制主义者相信不断地修订矫正，并不意味着拒绝思想、理论和理性的构建。我认为罗素在政治上是富有同情心的，相反的是昆汀·霍格和伯克。

［……］关于奥斯丁：他确实反对逻辑上完美的语言的思想，但维特根斯坦—特别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早在他之前就这样做了，这样也是否定了先前的自我，否定了罗素。这不是我敬佩奥斯丁的主要原因，虽然可以算部分原因。［……］我真正敬佩他的是因为他从不畏惧，迎着每一个问题而上，并试图按照问题本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强迫它进入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从而改变问题的模式，使其不再是问题的本来样式；或者像一些逻辑实证主义者（如弗雷迪）一样，因为它与那个体系格格不入，就将其视作伪问题。你说奥斯丁加强了我对所有意识形态的“无限”怀疑[2]，但他至多只是加强了我对所有宣称能用其唯真的体系解决所有问题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怀疑，两者是不一样的。的确，奥斯丁把普通语言看作是指向真正意义的指针，但他相信协力合作，相信系统构架，我则不［太］相信。

［……］为什么人因为会思考便成为自由的主体？决定论和独立思考之间有什么是完全无法调和的吗？我不这么认为—但这是个巨大的哲学问题—也许，你不该用一句定论给出预判。

我不打算对这样的宗教道德提出质疑，只质疑那种排除一切非道德价值的。关于功利主义，是的，但康德的情况会复杂得多。在一些问题上，我非常支持他，比如他晦涩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自由意志学说、个人道德自主观、人是最高目的论，以及由人类对其承诺构成的道德价值的学说（在此不详述此论述为何意、康德对其研究有多深等），这些对我来说都具有重大价值，我完全赞同，所以不能简单把我视为康德道德论的反对者—我该把这最后一句全删了。斯图尔特一直认为我是个死不悔改的休谟派，而休谟又是功利主义者，所以问题就越加复杂了。我认为，我想要质疑的是以下道德或政治体系，这种体系基于或包含约束着所有时空、所有人类的不可改变的道德层级，能够为每个道德及政治（还有美学）问题提供客观和不可更改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么说那是没错的。但仅此而已。

［……］我不否认我喜欢闲聊八卦，但这里有个原则性的问题。在序言中为我画一幅肖像，而不是对书中所包含的作品进行探讨是否恰当？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的。我真觉得自己像个被讣告追思的人，如死尸一般出现在众人面前。无论你将这幅肖像描绘得多么真实、和善、真情流露，都让我无法否认地感到浑身难受，尴尬得大汗淋漓。这样算不算“过度敏感”（德罗伊达伯爵就是这么说我的）？哦，我的天，这种感觉真的太强烈了，所以你能不能把这些内容删掉一点！我这样要求真是太过分，太让人无法容忍了，但我确实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恳求你笔下留情。

［……］关于纳米尔：他坚持的观点并非思想史这门学科不存在，而是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值得费心研究。尽管他言辞中不乏讽刺挖苦，但从未说过我的方法毫无价值—只是说我在浪费时间研究马克思，还有就是历史哲学对他来说似乎是个泥沼。［……］

在以色列的崛起中，我确实发现了一种反对非个人决定论的历史观点。但1940 年英国人的反抗同样也是反对理由，希特勒入侵苏联也一样，本不必发生，却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整个中欧和东欧的命运也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决定，拿捏在一个人的股掌之间。因此在我看来，犹太现代史并不是反对决定论的唯一证据，甚至不是最伟大的证据。但我得说，它确实算得上是证据之一。

［……］我完全不认为历史是伟人创造的：我认为在某些转折点上，伟人可以果断决然地将历史往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推进，但其中不乏值得分析的实质上是非个人的事件。我想这是对我观点的彻底误解。

［……］我说了“不要问关于伟人的此类问题”这样的话吗？我不认为我禁止人们在描述“历史舞台”上的伟人时提出问题。但我的确认为一些事关个人品质的问题可能与此无关，但你的文字给人感觉是，我认为伟人可以不受道德约束，就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这一点我必须坚决否认。［……］

我说完了。你会原谅我吗？我是不是有点以怨报德，行径可恨了？请原谅我，好吗？

你的

以赛亚

题图来自电影《模仿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