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什么样的工程师不会被淘汰？

10月12日，2026全球发展倡议“工程师能力提升计划”启动实施座谈会明确，中方将实施2026全球发展倡议“工程师能力提升计划”，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培训1万名工程师，以实际行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AI时代，当机器开始“思考”，工艺开始“自学”，4000万工程师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固守单一技能被时代推着走，还是主动破界成为“懂数据、懂AI、懂工艺”的复合型人才？这道题，不只是工程师个人的考题，更是整个社会必须回答的命题。一起看→

工程师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的关键支撑。AI时代，如何壮大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持续释放“工程师红利”，已成为工程人才培养亟待回答的时代之问。

谁会被淘汰：单一技能的工程师正在逼近能力天花板

当前，我国工程师总量已超过4000万，居世界首位。然而，庞大的规模并不等同于充足的支撑能力，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推进，产业变革正从单一技术突破转向系统集成创新，对工程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提出了全新挑战。

如果问AI首先淘汰哪类工程师，答案很明确：那些知识结构单一、只会按流程操作、无法在多重约束下做权衡的人。

从产业实践看，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背景下，复合能力已成为工程师的“刚需”，仅靠单一学科知识已无法应对复杂工程问题。

原铁道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志寰发表观点

原铁道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志寰认为，工程师的使命是“改造世界”，回答“做什么、怎么做”，必须在资源、环境、成本、伦理等多重边界约束条件下进行系统权衡，追求最优解决方案，这种特质决定了工程师仅靠单一学科知识远远不够，必须具备系统权衡和跨学科的综合能力。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合认为，交叉学科发展越来越快，从“纯科学”到“工程应用”的距离正在缩短，纯粹从事科学发现的科学家与从事技术管理的工程师之间的界限也在日益模糊，这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对“工程科学家”这一高层次复合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长。

“工程科学家要在纯科学和工程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用基础的科学知识解决工程问题。这类人才必须具备科学与工程的贯通能力、系统与产业的集成能力、战略前瞻能力”。在刘合看来，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决定了唯有成为复合型人才，工程师这根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才能撑得起新质生产力的“大厦”。

为何转型难：在校培养与继续教育面临双重困境

既然“什么样的人会被淘汰”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大量工程师仍然难以完成转型？问题出在培养环节的结构性矛盾上。新质生产力已将复合型人才之需推向时代前台，但现实中，工程师培养教育还存在在校培养与继续教育层面的双重困境。

一方面是在校培养阶段过早窄化。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教授叶民从工程教育体制层面提出，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实行“学院办专业”，而学院又是按学科设置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张力，即学科建设评估导向要求学院在特定领域做精做深，而产业对工程人才的需求却是综合的、跨界的。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跨学科科研与人才支撑”圆桌上，叶民参与讨论

“工程教育就在这中间回摆。”叶民说，“学院受到学科建设评估的导向引导，培养出的学生往往囿于一个学科专业的知识，就是长期被诟病的‘技术上狭窄’又‘狭窄于技术’，缺乏对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了解。”

另一方面是继续教育的形式化与碎片化。在傅志寰看来，我国虽已规划未来十年每年培训百万工程技术人员，但继续教育普遍存在形式化、碎片化问题。

“很多工程师评上职称后就停止了系统学习，跟不上科技发展态势。”傅志寰指出，广大普通工程师尤其是中小企业里的工程师群体，面临“无系统化岗位体系、无清晰职业发展路径、无可激励继续教育机制”的“三无困境”，与位于人才金字塔塔尖的“卓越工程师”不同，这支庞大的“塔基”队伍长期缺乏职业归属感和发展支撑，成为工程人才队伍建设中最薄弱、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

如何跨越：教育端、制度端齐头并进

当“谁会被淘汰”和“为何转型难”的问题已经清晰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成规模地培养出“不会被淘汰的人”？

在专家们看来，让工程师实现向复合型人才的能力跨越，需要教育端与制度端齐头并进，既要从培养源头重塑知识结构，也要从制度层面重构评价体系与精神坐标。

对于教育端，叶民认为，工程教育“天然”需要跨学科培养，而跨学科培养的关键又在于营造“真实的重大工程场景”，而非简单的课程拼盘。

“对工程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让他认识既有世界的知识，更是在改造自然世界、创造有用人工物的过程当中产生知识体系，它天然具有学科交叉性。”他建议，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以及新型研发机构等载体，让学生在“做工程”中“学交叉”。

在继续教育方面，叶民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随处可及，国家应着力建设“教育基础设施”，将通用大模型改造为学科专业大模型，作为学生在校学习和工程师终身学习的智能助手。“这不是简单的线上培训，而是通过AI与教育的深度交叉，让每个工程师都能获得个性化、前沿性的知识更新。”叶民说。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合发表观点

刘合认为，工程科学家的培养需要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四方协同，通过跨建制团队的建设，让科学家与工程师在同一场景中真正融合。

对于制度端，傅志寰认为，应当强化对工程师的顶层统筹管理，“当前工程师管理涉及科技部、人社部、工信部等多个部门，谁都在管、谁都没统管，导致底数不清”，建议将工程师纳入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管理体系，明确队伍建设目标。

与此同时，专家呼吁建立独立的工程评价体系。“社会普遍用科学家标准评价工程师，将正高级工程师称为‘教授级高工’，好像没有‘教授’两个字，工程师就不够格。”傅志寰说。刘合也建议，建立与工程实践特征相匹配的人才评价标准，改变当前以论文、项目为主导的“科学范式”考核体系，以更好地明确科学家和工程师合作中的贡献，解决制约协同创新的制度堵点。

此外，傅志寰呼吁，应尽快凝练“工程师精神”，并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从根本上增强工程师的社会荣誉感和行业凝聚力。

正如傅志寰所说，“卓越工程师是塔尖人才，广大普通工程师是塔基”，“没有优秀的塔尖，中国工程技术难以在全球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没有坚实的塔基，产业水平也不可能整体提升”。“什么样的工程师不会被淘汰”的终极答案，不在于个体如何被动适应，而在于整个体系能否主动塑造。让每一名工程师都能在变革时代找到自己的坐标，不仅关乎每一位工程师的职业未来，更决定了中国能否在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赢得主动、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