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战争结束后，朝鲜大邱，17岁的李容洙拖着病弱的身体回到家门口。母亲站在破旧的屋檐下，盯着这个满脸憔悴、步履蹒跚的女人，迟疑着问：“你是人，还是鬼？”话音刚落，母亲便因惊惧昏了过去。
这句话并非夸张。李容洙离家前，是个爱唱歌的少女；回来时，身体留下了长期伤病，精神也处在极度恐惧之中。她没有把经历告诉家人，家人也没有追问。那个年代，许多苦难不是没人看见，而是没人敢揭开。
1928年12月13日，李容洙出生于大邱北区古城洞。家中有哥哥和四个弟弟，她是唯一的女儿，父母对她并不刻薄。然而，贫穷像一道看不见的门，挡住了她继续求学的路。
她在达城小学只读了一年，便因交不起费用离开课堂，进了一家日本人经营的轧棉厂。机器轰鸣，棉絮飞扬，工人稍有疏忽，就可能被卷进齿轮。她白天做工，晚上还去夜校，学习日语和音乐，空闲时照看弟弟。
她的歌声很好听，日籍音乐教师曾夸奖过她。那点短暂的肯定，让她以为生活或许还有别的出口。可在殖民统治下，贫困少女能够选择的道路少得可怜，所谓“出去做事赚钱”，往往只是诱骗的开场。
1944年秋天，16岁的李容洙到朋友金粉顺家中做客。金粉顺的母亲告诉两个女孩，有人可以带她们外出谋生。去哪里，做什么，没有人说清楚。几天后，金粉顺来找她，她没有告知家人，带着简单行李出了门。
来接她们的是一名约四十岁的日本男子，穿着制服，戴着战斗帽。他递给李容洙一套新衣服和皮鞋。对一个长期穿旧鞋的少女而言，那些东西太有诱惑力了。她以为自己只是去挣一份工资，根本不知道前方等待着什么。
一行女孩先到庆州，随后乘车前往安州。途中，男子的态度越来越粗暴，稍有不合意，便用棍棒打她们的手脚。抵达大连后，她们又被带上船，驶向上海。那时日军在中国战场已处于不利局面，但战争越接近崩溃，管束和暴力反而越疯狂。
1945年元旦，船抵达上海附近。女孩们被限制在船舱内，随后又随船队转移。航行中遭遇空袭，爆炸声、哭喊声和船体震动混在一起。李容洙躲进狭窄处所，一名日本军人趁混乱将她拖走。她拼命反抗，却无法抵挡成年军人的力量。
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和同伴不是来工作的，而是被拐骗来供军人强迫侵害的。金粉顺等人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她们曾想跳海，却被巨浪和死亡的恐惧钉在原地。活下去，有时并不是因为看见了希望，只是因为身体还没有停止呼吸。
抵达台湾后，李容洙已经无法正常行走，下体肿痛，腿部淋巴结严重发炎。带队男子却不许她休息，还逼她们称自己为“父亲”。她拒绝进入那座日式楼房，男子便拽住她的发辫，将她拖进房间。
这一次，棍棒换成了电击。他用电话线捆住她的手脚，再反复摇动电话机，使电流通过身体。李容洙疼得浑身抽搐，眼前发黑，只能哭喊求饶。男子并没有立刻停手，直到她失去知觉，才用冷水将她泼醒。
那座楼里被隔成许多狭小房间，住着来自日本、中国和朝鲜的女性。她们要打扫、做饭、洗衣，还要被迫接待军人。即使空袭频繁，她们躲进山间或防空洞，也无法摆脱凌辱。所谓报酬从未真正交到她们手里。
李容洙后来染上严重疾病，接受了当时常用的药物注射，却没有得到休养时间。病痛尚未缓解，她就被迫继续接待军人。身体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人的尊严被彻底剥夺。
战争结束的消息，是一名朝鲜女子悄悄告诉她的：“一定要活着回去。”不久，那个被称为“父亲”的男子和他的妻子不知所踪，楼里的女人也各自逃散。李容洙进入收容机构，惶恐地等待回乡的船。
回到大邱后，她没有婚姻，也没有稳定职业，只能靠做店员、摆摊和推销维持生活。身体留下的疾病提醒着她那段经历，周围人的猜测和议论，也不断刺向她的伤口。
1989年1月，她与一名75岁的老人举行婚礼，试图给晚年添一份依靠。婚后却遭遇猜忌和殴打，婚姻没有带来安稳，她最终选择离开。此后，她独自租住在大邱，以补助和弟弟的接济生活。
年老以后，她受到其他受害者公开作证的鼓励，也讲出了自己的遭遇。她写下：“刻骨仇恨，还我青春。要谢罪，要赔偿。”这几句话没有修饰，也没有退路，记录的是一个16岁女孩被欺骗后，半个多世纪都未能摆脱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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