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13岁参军分配仓库，两年后被派护送27吨炮弹！

1971年初，杭州城外的军械仓库里，13岁的我背着行李报到，迎面看见的不是操场，而是一扇高大的木栅栏门。门旁立着牌子：军事禁区，谢绝参观，禁止照相。

仓库藏在香樟树林深处。出了武林门，沿杭余公路走，经过龙居坞，再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土路，才能找到这里。外面看着安静，里面却存放着部队所需的枪械弹药，管理制度极严。

仓库负责人贾主任是山东人，1946年入伍，长期和军械打交道。他文化程度不高，做事却极其认真。账目、封条、数量、保养，每一项都不肯马虎。老兵们说，他是仓库里留下来的老资格，许多技术都是多年摸索出来的。

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辨弹本领。不同弹种的弹尖颜色各异，普通弹、钢芯弹、穿甲弹和燃烧弹，都有相应标识。贾主任却能蒙住眼睛，仅凭手指触摸弹头弧度，判断出具体种类。

这门本事，光靠死记硬背学不会。弹药拿在手里，分量、形状、表面细微差异，都要形成条件反射。听老兵讲，贾主任参加过军事技术比武，还受到过叶剑英的肯定。此事细节已难以逐一核实，但他在军械管理上的功夫，仓库上下都服气。

他的射击本领也很出众。取一节毛竹立在二十五米外，用泥巴画个圈，贾主任连开八枪，枪枪打在目标附近。副主任身材高大，训练时用弹量也多，一直想超过他，却始终差着一截。

贾主任告诉我，射击不能只靠力气。“呼吸要匀，扣扳机要轻，站立还要稳。”这几句话，他后来也传给了我。那时年纪小，理解不深，只知道照着做。练得多了，才明白稳定比猛劲更重要。

仓库的活并不轻松。弹药收发、装卸、搬运，全由我们自己完成。一箱木柄手榴弹重二十八公斤，刚到单位那天，我搬了不到十箱，便汗流浃背，双腿发软。身边不少战友来自农村，干这种活有经验，我却像个刚学走路的孩子。

我不服气。每天有空，就练举重、单杠，慢慢增加力气。班长起初嫌我年纪小，不愿让我跟着出公差。有一次我非要去扛粮食，他被我磨得没办法，只好说：“想去就去，别到时候喊累。”

结果麻袋一上肩，我立刻明白了厉害。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身体歪向一边，走几步便喘得厉害。班长又气又想笑，训我说：“以后还逞不逞能？”我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接。

贾主任得知后，把班长叫去批评：“他才十三岁，出了闪失谁负责？”班长回来时满脸不高兴，把我按在床沿数落了一顿。可我心里清楚，贾主任不是偏袒，而是在护着这个年纪最小的兵。

那年上半年，我被评为“五好战士”，评语是“不顾年小体弱，学习和工作都冲在前头”。“9·13”事件后，部队一些年度评比受到影响，但这份上半年的评定仍然保留着。对我而言，它既是鼓励，也像一面镜子，提醒自己不能只凭一股蛮劲。

两年过去，我的身体逐渐结实，身高也从一米六六长到一米七八。1973年初夏，仓库根据战备需要，从驻扎多年的花坞转移到洞库。搬迁规模很大，每天二十八辆车进出，每车装载四点五吨弹药物资。

连续二十多天，战友们从早忙到晚。一天傍晚，贾主任忽然把我叫到身边，交给我一项任务：押送二十七吨七六岸舰炮弹前往宁波。他看着我说：“路上不能出任何差错。”

我立即去装备部门领取调拨单，又到战勤部门办理通行手续，检查枪支弹药。那一刻，我以为这是对自己的信任，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完全没有想到贾主任另有安排。

当晚，装有炮弹的闷罐车从杭州北站出发。我坐在车厢里，里面闷热难耐，只能留着一道缝隙观察外面，冲锋枪始终放在身旁。车厢狭窄，夜里几乎无法伸展身体，警觉和困倦交替袭来。

第二天下午抵达宁波，军分区参谋已经在车站等候。办理完移交手续，我便要求买票回仓库。参谋没有马上答应，只说先住下，或许还有任务。

一连住了四天，我越来越着急。搬迁还没结束，战友们都在吃苦，我却待在招待所，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五天，参谋才通知我：“回去吧，小鬼，任务已经解除。”

回到仓库，我才发现弹药基本搬空，最累的阶段已经过去。后来我获得了一次嘉奖，理由是独立完成重大战备押运任务。直到事情过去很久，我才猜到贾主任的用意：他借押运任务把我调开，让这个年纪最小的兵避开连续搬运，顺便休息几天。

我私下问过他，他只是笑，没有解释。1976年退伍后，我回到合肥，在机械、电子国营企业工作三十多年，做过铣工、钳工、机修工，后来担任企业副总。军营里的规矩、责任和做事方法，始终没有离开过我。

贾主任后来因长期接触军械、劳累过度，身体留下不少病痛。四十岁左右时，他已经明显消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那位守着仓库的老兵，枪法、技术和严厉之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他不动声色的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