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3月，重庆机场，66岁的陈嘉庚刚走下飞机，便被眼前的场面吸引了。前来迎接的军政人员衣着整齐，皮靴锃亮，场面颇为隆重。可在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百姓正缺衣少食，难民流离失所，这种强烈反差让他久久没有说话。
陈嘉庚不是普通的富商。1874年，他出生于福建集美，17岁赴新加坡投奔父亲，从米店学徒做起。母亲去世后，他回乡守孝；再次南渡时，父亲已经破产。陈嘉庚没有躲避债务，而是把父亲留下的欠款全部承担下来。
他后来抓住橡胶产业的机会，开办工厂，绕开洋行直接同外商交易，逐渐成为东南亚闻名的“橡胶大王”。事业越大，陈嘉庚越清楚，华侨若只有财富而没有国家意识，个人成功终究难以抵挡民族危亡。
1913年，他在集美创办小学，随后陆续兴办师范、中学、水产等学校。1919年，他拿出巨资筹建厦门大学。办教育，对陈嘉庚而言并非慈善装点，而是改变家乡命运的长期事业。
抗战爆发后，他担任新加坡筹赈会和南洋华侨筹赈总会负责人，组织华侨支援国内。1939年，南洋华侨向国内汇款数额十分可观，陈嘉庚本人也不断投入资金。他曾明确表示，若只顾发财，却坐视国家沦亡，财富便失去了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妥协求和格外反感。汪精卫集团主张同日本谈判时，陈嘉庚向重庆提出意见：“敌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这句话传开后，在华侨社会和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陈嘉庚此次回国，原本是想了解抗战实况，慰劳将士，并把所见所闻如实告诉南洋华侨。可是重庆的接待，却让他产生了疑问。据相关回忆材料，蒋介石曾特批8万元作为招待费用。山珍海味、豪华住处和各种宴请接踵而来，陈嘉庚却越来越沉默。
他看到的不是战时节俭，而是铺张排场。于是，他多次提前离席，并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声明，劝告政府和民众在困难时期节省物力。那句“望政府节约”，看似平常，分量却很重，因为说话的人正是长期捐款支援抗战的华侨领袖。
重庆之行没有让陈嘉庚改变立场，反而促使他进一步追问：中国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不久，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同他接触。谈话中，他们没有只讲口号，而是认真回答华侨援助、国共合作和抗战前途等问题。
陈嘉庚随后提出，希望前往延安实地考察。蒋介石得知后曾劝阻，甚至提醒他不要“受骗”。陈嘉庚的回答很直接：“我是受华侨委托回国考察的，只要交通方便，就应当亲自去看。”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南门外前来欢迎的军民人数不少，但与重庆不同，许多人穿着补丁粗布衣服，衣着朴素却干净整齐。干部、士兵和群众站在一起，很难仅凭服装分出身份高低。
第二天下午，陈嘉庚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房间狭小，桌椅简陋，办公条件远不能同重庆的豪华住处相比。陈嘉庚问：“为何不另建一处住所？”毛泽东回答，工作多在夜间，住窑洞虽简陋，却已经习惯。
这次会面并不只是寒暄。毛泽东谈到国共关系时，强调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基础之上，不能为了表面团结而牺牲抗战力量。陈嘉庚还走访了抗大、女子大学、工厂、印刷厂和市场，观察生产、教育与军民关系。
有一次，毛泽东请他吃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辣椒和一碗鸡汤。毛泽东解释，鸡是邻居大娘听说有客人来，特意送来的。对陈嘉庚而言，这顿饭的价值不在菜肴，而在于领导者是否与普通人共同承担生活的艰苦。
陈嘉庚在延安停留9天。离开后，他把重庆和延安放在一起比较，判断不再停留于宴席和宣传，而是看组织作风、军民关系与实际生活。他认定，延安展现出的力量更接近抗战所需要的状态。
回到重庆后，陈嘉庚公开表达对延安的肯定。此后，南洋支援延安的物资陆续增加，他还组织技术人员回国，协助维持运输和后勤。1942年新加坡局势恶化前，他又将大笔款项汇回国内，自己则辗转躲避日军搜捕。
1949年，陈嘉庚应邀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担任有关国家机构职务。1950年，他回到国内定居，把主要财产继续用于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建设。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遗体后来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那个在重庆拒绝铺张宴请、在延安亲自察看的老人，始终把华侨捐款该用在何处，视为自己不能推卸的责任。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