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2月，西安城内，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三个人的命运，被一纸军令和一场谈话推到了悬崖边上。蒋介石此行原本是督促东北军加紧进攻陕北红军，结果却在华清池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扣留，西安事变由此爆发。
表面看，撤销三个师的番号，似乎只是军队编制上的调整，远没有丢掉东北那么严重。可对东北军来说，番号不是一串数字，而是部队的身份、军饷的来源，也是将领和士兵赖以生存的根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入关内，张学良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部队离开故土，官兵家属流离失所，军队内部本就积压着怨气。此后，东北军被调往西北，承担围剿红军的任务，实际上成了中央政府消耗地方军力的一支力量。
这支军队并非没有战斗力。问题在于，它失去了自己的地盘，也失去了稳定补充兵员和军需的条件。东北军原有多个师的建制，官兵虽然身处异乡，却仍然依靠这些番号维持组织体系。一旦番号被撤，部队便很难再以原有规模恢复。
1935年前后，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东北军在陕北连续作战，伤亡和损失都不小。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人指挥下，利用灵活机动作战，给东北军造成了沉重打击。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三个师被消灭”，更多是对东北军三个师损失惨重、建制被打散的概括，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整建制全军覆没。
偏偏在这个时候，南京方面没有优先补充兵员、恢复装备，反而撤销了相关师的番号。军队可以重新招募士兵，却不能凭空恢复已经被取消的编制。没有番号，就难以领取相应军饷，也没有名义扩充部队。
这道命令刺痛了东北军。官兵会想：部队在前线替中央作战，打败了，损失的是东北军；等到损失出现，中央不但不补充，反而顺手削减建制。这样的处置，在他们眼里已经不是普通的整编，而是借战事削弱东北军。
张学良的处境更加尴尬。他既是东北军的最高负责人，也是蒋介石任命的地方军事长官。部队对他有旧日的拥护，可南京又不断要求他服从调遣。张学良若完全接受命令，便可能失去东北军的根本；若公开反抗，又会被视为地方割据。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考虑。南京方面长期担心地方军队坐大，因此常常借作战、调防和整编来重新分配军权。中央军需要扩大控制，地方军则要保存实力，双方之间始终存在戒心。东北军的三个师，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成为牺牲品。
当时有人劝张学良继续忍耐，认为只要打完陕北战事，部队仍有恢复机会。张学良却明白，番号一旦撤销，恢复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东北军已经不愿再把主要力量消耗在内战中。官兵思念关外故土，对日军占领东北的现实也越来越难以接受。
张学良后来曾对蒋介石说：“东北军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蒋介石的态度则很明确：“剿共必须继续。”两种立场没有真正的回旋余地。一个要保存部队，一个要完成军事部署，冲突只是早晚问题。
与此同时，东北军内部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中共方面通过多种渠道与东北军接触，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东北军部分将领逐渐意识到，继续进攻红军，只会让本已残破的部队更加削弱。东北军与红军之间，遂由激战转向停火谈判，后来又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合作关系。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同样对南京的军事控制不满。西安并非单纯由东北军一方决定行动，而是张学良、杨虎城及双方部属在共同压力下走到了一起。三个师番号被撤，只是点燃火药桶的火星，真正积累多年的，是失去东北后的屈辱、地方军与中央军的猜疑，以及官兵对继续内战的厌倦。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扣留。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正是要把东北军从不断消耗的战场上拉出来。撤销三个师番号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不在于三个数字本身，而在于它让东北军看清了一件事：如果继续按原来的道路走下去，部队的实力、身份和未来，都可能一点点被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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