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他本身是一名德国共产党人，来华的初衷是协助中国革命，并不是带着破坏的目的来到苏区。《伟大的长征》里面塑造的李德，没有简单脸谱化成一个纯粹的反派，剧集把他身上的教条主义、认知局限，和他本身革命者的身份放在一起呈现，很多细节对照留存下来的史料。
李德早年参加德国工人运动，之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有欧洲城市巷战的经验，但是没有在山地、农村环境指挥游击战争的经历。他来到瑞金之后，博古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本身缺少军事指挥经验，加上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信服，就把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到李德手上。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李德坚持照搬正规阵地战的打法，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之前红军多次验证有效的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思路。蒋介石当时采取堡垒推进的策略，一步步压缩苏区范围，李德就让红军修堡垒对着敌人的堡垒硬拼，用阵地消耗的方式和装备占优的国民党军打拉锯战。广昌一战，红军集中主力固守，伤亡很大，最后还是没能守住广昌，彭德怀当场提出反对意见，说李德这套打法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当时也有机会改变被动局面，福建事变爆发，十九路军举起反蒋的旗帜，主动和红军联络。李德和博古坚持左倾判断，没有抓住机会和对方配合，蒋介石腾出手之后，先把十九路军解决，再回过头继续围困中央苏区。持续一年的反围剿作战，红军越打越被动，根据地不断缩小，最后只能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也就是长征。长征启动之后，李德、博古继续主导指挥，采取大搬家式转移，印刷设备、物资辎重跟着军委纵队一起走，队伍行进缓慢，前面部队打下渡口，后卫部队迟迟跟不上。湘江一战，八万六千出发的红军，打完之后只剩下三万，大量年轻战士牺牲在湘江东岸，红三十四师、红十八团被隔断，绝大多数没能渡江。
湘江血战之后，部队里面对这套指挥方式的质疑越来越多，不少指挥员直接提出不同意见。李德依旧不愿意调整思路，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带着队伍去往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没有留意蒋介石已经在湘西布置了重兵包围圈。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转向贵州，避开敌人主力，会上争论激烈，李德仍然反对这个方案。等到黎平会议形成决议，确定西进贵州，他的指挥权力才开始受到约束，猴场会议进一步规定，作战方针、作战地点等重要问题，须报政治局决定，从制度上限制李德独断指挥。
遵义会议上，大家集中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失误，李德列席会议，通过翻译听取所有人的发言，他当时并不认可会上的批评，不断进行辩解，不肯承认照搬理论、脱离实际是核心问题。遵义会议之后，他不再掌握军事指挥权，但还是跟着队伍走完了全程，翻越雪山、走过草地，是全程走完长征的外国人。到达陕北之后，李德在红军大学担任教员，参与一些军事研究工作，这段时间他也慢慢看到，适合中国这片土地的作战方式，不是书本上的正规战。
1939年，周恩来赴苏治病，李德同机返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对他在中国期间的指挥错误进行审查，最后没有给他处分，但是明确不再让他插手和中国革命相关的事务。之后他参与苏联卫国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从事翻译工作，1954年回到民主德国定居，继续从事著作编译。上世纪70年代，他写下《中国纪事》，书中不少观点带有个人立场，和国内主流党史记述存在分歧，他依旧在为自己当年的指挥选择辩解，没有正视当年的错误带来的惨重代价。
李德从始至终，不是蓄意要毁掉红军的恶人，他的问题，是把别的国家战争经验直接套用到完全不一样的战场环境，迷信书本理论，听不进一线指挥员和熟悉苏区情况人员的意见。时代的局限、身份带来的认知隔阂，叠加博古的信任和左倾路线的影响，最后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他走完了长征，亲眼见过一路的牺牲，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革命战争的规律。
李德的这段经历，记录下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沉重教训，也印证了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来经验，需要贴合本土实际去摸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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