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当代青年研究》编辑部评选出了2025年度好文章。今日推送由郑雅君老师为一文撰写的评语,希望借此促进学术切磋,与学界同仁尤其是本刊的作者与读者交流。
学术对话
认可是一种主动的依赖
而认得则成为了奢侈的权利
——评《关于承认的两种模式:认得与认可》
郑雅君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收到康岚老师邀约撰写评语的那个晚上,国社科项目刚刚放榜,而我正沉浸在榜上无名的落寞之中。我独自坐在书房的电脑前,若无其事地对着长长的立项名单进行着一轮轮无谓的搜寻——或许是想从这些立项课题的名称中参透几丝成功的奥义,或者说为自己的失败寻求一种解释和教训。而我并没有什么收获。打开小红书,有人在报喜,有人很崩溃,还有好事者继续拿着广为流传的“邪修”经验来对账……又刷到了最近俯拾即是的“赛博烧香”名场面:先公开表明自己能中或者已经中了,人们相信这样好运会上门。评论区则是一众“接好运”的网友,纷纷贴出“好运符”——图上一只金色的鸡立在大象身上,寓意“基金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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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一种冷峻的荒诞。从什么时候开始,命数和运气对科研人变得如此重要了?几个月来,大家在小红书上不停地许愿、钻研情报:如何出省,何时函评,科研院打听到了什么消息,会评结束了吗,提前知道自己中了,如果现在还没有收到信息就说明凉了,卦象显示……每每看到这样的景观,我总是一边尝试恢复自己的理智,告诉自己中与不中都没有那么重要,一项研究的价值当然不取决于它的申报书有没有获得资助……但另一方面却又禁不住开始焦虑,想知道还有哪些小道消息是我不知道的。毕竟,像我这样的申请人,连本子有没有送出省都无从知晓。
我和丈夫相顾无言。还能说什么呢?他已经连续申请多年国社科,一无所获。我五岁的儿子还不知道国社科,但他或许是从我不同寻常的沉默中体会到了什么。他主动凑到我面前,爬上我的膝盖抱了抱我,对我说:“妈妈,别伤心了,失败了就再试一次。”我苦笑着对他说:“谢谢你!但是我还是难过。”他又给了我一个抱抱,又在我脸蛋上亲了亲。他离这趟世间的“认可苦旅”也不远了,我心里想。
康岚老师邀我对项飙老师与她对谈而成的《关于承认的两种模式:认得与认可》一文写短评,我起先还多有错愕,后来很快就愿意相信:这个邀约是来疗愈我的。项飙老师的叙述带着他特有的严密逻辑性,对人处境的洞察一针见血,我在去年读的时候就曾感佩不已;但只有在我作为青年教师正式开始面对制度系统之后,才更体会到文章的真意。
是的,今天的我们感到一种无法拒绝的冲动,那就是把工夫下在“明面”上,期待赢得系统的认可。无论是要求统一格式包书皮的小学老师,还是呐喊着“多考一分干死千人”的高中生,还是为评奖推免处心积虑的大学生,还是被论文、项目和“帽子”推着走的高校教师,都在期待自己获得来自“上面”的认可,或者说,被系统选中。接受评价的压力笼罩着所有人,而一旦获得了认可,则似乎一个人就有了真正内在的价值,腰板就能挺直起来了。这是项飙老师指出的症结所在:问题不是认可作为一种社会承认方式存在,而是认可在近些年来逐渐占据了越发主导性的地位,甚至消解了认得存在的空间,反而成了认得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一个人要先把自己的价值证明给系统看,似乎才配得上被旁人当作一个可理解的、值得去认得的人。两位老师从家庭成员之间爱的条件性,谈到“佩服”的消失,将读者从习焉不察的现实中唤醒,让我们再一次敢于向日常生活发问:
我们为什么允许认可占据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大部分空间?我们完全无能为力吗?文章指出,个人在系统面前寻求认可的努力,其实往往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展现,是一种“非常主动的依赖性”(项飙,康岚,2025)。很多时候,是我们主动寻求抛弃认得,投入认可的竞赛中。项飙老师也在文中明确表示区分二者不是号召大家退出系统,而是希望把视点拉近到我们的“微观环境”,提醒人们去注意自己“周边的丰富性”——也即“附近”,关注与身边具体的人的关系。用项飙老师的话说,“这个分析框架就是要让这两种承认方式之间有个平衡”(p.9)。
然而,当我掩卷遐想,不禁想问:作为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原子化的孱弱个体,人们是否真正拥有某种“还手之力”去达成这种平衡?当一种评价标准以毫不含糊的姿态公布了自己越来越细密的评价标准,譬如保研不仅要看绩点还要看综测,大学生面对的学习生态、竞争氛围、同学关系环境都会应声发生改变。从只拼绩点到拼一个清单,被改变的不是是一套简单的“游戏规则”,而是一个认得需要附着于其上的关系生态。而那些经过数年寒窗苦读、根本输不起的学生们,又如何能生出还手的底气?就算确实有,认得的关系生态也已经遭到了个体根本无能为力的破坏,况且这种努力还可能以个体失去系统的认可为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对大学生的观察,大抵只有两种人会选择“还手”:一种是尚未看懂“游戏规则”的人——并未充分认清获得认可与否的利害,这样的人在过去更多,但如今随着认可氛围的加深和信息的普及有所减少了,大一入校就旗帜鲜明要保研的同学越来越多。另一种是无法认同“游戏规则”的人——对于获得认可的评价标准本身不认可,以至于无法说服自己主动地投入一场自认为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中。道德感和意义感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而这样的情形似乎更容易出现在家庭资本脆弱的群体当中。在我最近访谈过的大学生中,一位绩点第一名的农村女生告诉我:“我没有任何综测加分,因为我发现那些竞赛、项目、志愿者时长都是靠拉关系拉来的,要么就是靠学长学姐一代代传,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只是能混个加分而已……”她希望在大学里收获真正的智识训练和同侪合作,以至于无法允许自己只为了加分如此蝇营狗苟。然而现实是,拒绝追求毫无意义的认可之后,她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认得——室友都忙着追逐加分,身边找不到可以停下来的人,而且同学之间早就已经形成了密切注视、相互提防的氛围。这让需要在“宽松自然”的状态下发生的认得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虽然那些加分真的没意义,但是在保研的时候确实很有用啊……”现在大三的她,开始主动说服自己,就算忍着恶心,也最好去加几分,免得失去机会。
项飙老师和康岚老师没有在对谈中讨论到这种“对认可的标准本身不认可”的情形,但从文中对“清高”的讨论推断,他们大抵会同意这是一种值得旁人佩服的勇气,是一种美好的品质。但这样的勇气却要让个体付出丧失认可的代价,而这种代价的承受能力显然因社群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异。因此,倘若我们将“在认可和认得之间求取平衡的能力”看作是一种“还手”的勇气和魄力,就有可能模糊了反思的焦点,忽略了本该被细密检视的其实是发放认可的一整套价值序列、规制日常生活的细密度、评价实践及后果。毕竟,当一个人的生活机会全然指望系统的认可,当家庭并没有资本去承担丧失(拒绝)认可的后果的时候,认得就成了橱窗里的奢侈品:当然欣赏和向往她的美,可我除了狠心经过,又能如何呢?
认得作为一种资源和权利,在社会是不均衡分配的。在一个认得充裕的家庭,认可只是加分;而在一个认得稀缺的家庭,认可很容易成为兑换认得的唯一票证。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试图论证不同阶层的家庭与学校教育制度之间的关系存在质的差异:对于优势家庭而言,学校教育是属于自己的、并且可供选择的服务商品;而对于非优势家庭而言,教育更像是一个“他者”的系统——它是外在的、上位的、需要通过层层竞争才能换来的机会,获得好学校的录取本身就被视作一种成就甚至恩惠。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激发出一种近乎“程门立雪”式的虔诚姿态,一种对学校的依附与感恩,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深度交托(郑雅君,2025)。一言以蔽之,优势家庭的孩子早早习惯于做选择,在选择策略中平衡认可与认得,而非优势家庭却只求“被系统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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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电视剧《甄嬛传》中家境寒微的安陵容选中秀女后喜极而泣,图源网络)
我在县中蹲点观察时,一位老师对我感慨:“城里的娃光看脸就能看出是城里的,他们的眼里是有光的;农村的学生眼里就没光。”或许,一个人被当作有价值的个体珍重过、理解过、认得过,眼里才会有光。对这些孩子来说,问题不在于证明自己让他们多么辛苦,而在于他们中的多数人即使悬梁刺股,也上不去认可的牌桌。对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来说,手中仅有的高考分数、保研名额是举全家之力换来的珍贵结果。受到系统的认可,已是昂贵的想象。认得,确实很美,但远非像认可那样急需。
美国社会学家拉蒙(Michèle Lamont)指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文化脚本把自我支持(Self-Reliance)抬到道德核心,于是“被认为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群体不只是穷,而是连带失去社会对其价值的承认,使得美国社会越发形成一个“承认的鸿沟”(Recognition Gap)(Lamont, 2018)。以物质成功、竞争、自力更生为代表的价值脚本将中产阶级置于追求认可的自证压力之下,也加深了根本上不了牌桌的工人阶层与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污名。相对于项飙求诸于个体的反思与微观环境的改造,拉蒙(Lamont, 2019)则倡导对社会共享的一整套“希望的叙事”(Narrative of Hope)进行改造——改写窄化社会认可来源的价值话语与评价标准,扩充社会成员对于价值多元来源的想象,从而让更多的群体享有可获得承认、可制造希望感的文化身份感(Cultural Membership)。在她看来,真正值得检视和改造的是让我们对人价值的判断标准变得如此偏狭的文化脚本——这套脚本执行着社会的认可,也常常左右着人们对他人的认得。而要做到这件事,既需要个体行动者(知识生产者、社会活动家、意见领袖)来制造新的叙事和意义框架来帮助人们打破对既有认可框架的依赖,又需要大型制度组织(大学、企业、媒体)来扩散和实践这些新脚本,直到它们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常识。这样的努力,大抵在当下的任何社会都十分困难,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国社科放榜后的第二天清早,儿子从床上爬起来,钻到我的怀里,什么话也没有话,又给了我一个抱抱。我摸了摸他毛茸茸的小脑袋,心想,他是认得我的。
参考文献:
[1]项飙,康岚.关于承认的两种模式:认得与认可[J].当代青年研究, 2025(4):1-21.
[2]郑雅君. 形似而神异:再议家庭背景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逻辑[J].汉语学志, 2025(1). https://doi.org/10.64053/QZAM3553
[3] Lamont, M. Addressing recognition gaps: Destigmatiz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inequali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8. 83(3), pp.419-444.
[4] Lamont, M., From ‘having’to ‘being’: Self‐worth and the current crisis of American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70(3), pp.660-707.
原文信息
项飙、康岚,2025,《关于承认的两种模式:认得与认可》,《当代青年研究》第4期。
摘要:文章探讨个体追求社会承认、证明自我价值为什么会那么辛苦的问题,提出了“认得”与“认可”两种承认方式的分析框架。认得是平等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贴近人的根本心理需求;认可是系统权力对个体的肯定,依赖外部评价。现代社会的矛盾在于,自由主义假设个体拥有无限内在价值,却要求通过向外证明来获得社会位置,导致个体巨大的心理压力。当前的结构性扭曲是认可取代认得成为个人确立价值的社会性基础,加剧了人的依赖、存在焦虑和自我认同危机。文章主张在微观环境中反思认可与认得的关系,抵制过度依赖系统认可,重建认可与认得的平衡,争取以认得为基础的承认。这一框架旨在通过调整具体的人际互动,间接撬动宏观社会结构对个体的控制。
(以下为全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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