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冬，苏北根据地的新四军第3师师部，官兵们评选“节约标兵”时，几乎没有争议，票集中到了师长兼政委黄克诚身上。这个结果并不突然，大家记得很清楚：师长穿着补了多年的棉袄，吃过盐篙子，也亲自下田种菜。
黄克诚的节俭，不是口头上的要求，而是从自己开始。1941年1月25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黄克诚率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担任师长兼政委。此后，他面对的不是优裕条件，而是日伪军频繁扫荡、根据地物资紧张和军民生活困难。
当时，第3师人数较多，开支却控制得很紧。1941年5月，刘少奇在总结华中工作时曾指出，第3师人多，花钱却少，值得全军学习。这里面有制度管理的原因，更有黄克诚以身作则的影响。
1942年秋，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驻在板湖孙西舍的师部也开荒种菜。患有支气管炎的黄克诚没有留在屋里，而是和官兵一起下田。有人劝他不要参加，他只说：“大家都动手，才能渡过难关。”
他还同师参谋长洪学智合种一块菜地。开荒、播种、浇水、除草，都是利用工作间隙完成。战士们经常看到这位师长背着粪筐拾粪积肥。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并不稀奇，却最能说明干部和士兵之间的距离有多近。
节约也体现在一件件军需用品上。1943年，部队赶制夏装，棉布供应不足，黄克诚提出修改制服样式：上衣去掉翻领和两个口袋，裤腰改窄，军帽的双层帽箍改为单层，绑腿布也不再发放。
有人觉得，一条帽箍能省多少布？黄克诚却算得很细：“一个帽子省一点，几千顶、上万顶加起来，就不是小数了。”经过改制，第3师节省了大量布料。官兵走在路上，群众从服装样式上便能认出这是第3师的人马。
生活待遇上，他同样不愿特殊。日伪军扫荡期间，师部转移到阜东县六朵镇，粮食一时接不上，管理员煮盐篙子给大家充饥。担心师长吃不惯，管理员迟迟没有端上去。黄克诚知道后，自己盛了一碗，说：“大家能吃，我也能吃。”说完便大口吃了起来。
逢年过节，地方人士送来的水果、糖和茶，他实在推辞不过，往往转送给师医院的伤病员。黄克诚并非不接受同志和群众的心意，而是不肯把这些物资变成个人享受。
这种习惯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77年，黄克诚从山西回到北京，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因眼疾和行动不便，他住进南池子一处平房小院。房屋年久失修，后勤部门准备大修，他却只同意处理漏雨、透风等实际问题。
临街的墙和门楼也有人想加高，预算需要一两万元。黄克诚听说后拒绝了：“铁门还能用，修那些门面做什么？”在他看来，国家经费必须用在刀刃上，不能因为个人身份就把标准抬高。
家中暖气不足，工作人员又打算改装热力管道，费用约三万元。施工时黄克诚回到家，得知附近群众暂时也用不起这样的供暖，便坚决叫停。他拄着拐杖说：“国家还不富裕，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这样花钱。”
设备随后被运走，挖开的地面重新填平。直到黄克诚去世，他居住的房子也没有进行彻底翻修。
1986年，黄克诚病情加重，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他对身边人说，自己不能再为党和国家做事，不愿再增加国家负担。面对治疗和用药，他多次表示拒绝，并要求医生不要进行过度抢救。
这番选择带有他一贯的性格印记，却也让医护人员和家属十分为难。节俭是他一生坚持的原则，但医疗救治同样涉及家属意愿和医学判断，不能简单作为旁人效仿的做法。
1986年12月28日上午，黄克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4岁。戎马生涯中，他管过部队，也管过一顶军帽、一件棉袄和一间旧房子。许多事情看起来很小，落到国家困难、军民共渡难关的大背景里，分量便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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