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香港九龙寨城，一名测绘人员走进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巷子，头顶是层层叠叠的楼板，脚下是积水和电线。他后来形容，城寨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某一处景象，而是“每个角落都像被挤到了极限”。
九龙寨城并非突然出现的贫民区。清朝时期，这里曾设有军事据点，用来守卫九龙一带。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时，九龙寨城并未被纳入租借范围，特殊的管辖关系由此留下隐患。英国方面实际控制周边，却没有完整接管城寨内部，清政府也无法继续有效管理。
这块土地面积约二点六公顷。到了20世纪中期，大量内地迁来者、难民和底层劳动者在此寻找落脚处。房屋一层压一层，原本的街巷被不断加建，楼宇像没有尽头一样向上生长。人口数量没有统一统计，较可靠的估计约为三万至三万五千人，个别说法则更高。
这里最直观的压迫感，来自“没有天空”。楼与楼之间只剩下细窄缝隙，白天也常常需要依靠灯光。窗外伸出的晾衣架、横七竖八的水管、密集的招牌，把墙面和道路切割得支离破碎。走在里面，稍不留神就会碰到低垂的管线或突出物。
供水和用电，长期依靠居民自行接驳。水管漏水，墙壁便长年湿漉漉的；电线老化，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排污条件同样简陋，垃圾、积水和狭窄通道混在一起，闷热天气里，气味很难散去。所谓“吓人”，并不只是视觉刺激，更是生活秩序被压缩后的结果。
不过，九龙寨城不能简单等同于罪恶之地。那里确有帮派活动、暴力案件和灰色产业，治安一度令人担忧，居民也会在窗户外安装铁丝网和防护栏。可城寨里绝大多数人，仍是靠双手谋生的普通家庭，他们在逼仄的房间里吃饭、睡觉、养育孩子。
有意思的是，城寨也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服务网络。内地来的医生在香港难以取得正式执照，其中一些人在城寨开设诊所，牙科尤其集中。价格低、看诊快，吸引了不少收入有限的市民。外面的香港越是讲究制度和手续，城寨里的这些小诊所就越显得特殊。
小作坊也是城寨的重要组成部分。橡胶制品、塑料加工、食品制作等行业挤在楼房底层，工人靠简单设备完成生产。空间狭小，通风不足，卫生条件参差不齐，这是事实；但把所有作坊都说成“肮脏工厂”，同样失之片面。许多家庭正是依靠这些工作，才在城市里维持住生活。
一名居民曾对外来采访者说：“这里乱，但这里也能让人有地方住，有活可做。”这句话很朴素，却道出了城寨长期存在的原因。高昂的住房成本把穷人挡在门外，而九龙寨城虽然拥挤，至少提供了低租金和谋生机会。
孩子们的活动空间更为有限。天台、楼梯口和狭窄巷道，往往就是他们能够接触到的全部场所。附近是启德机场，飞机低空起降时，巨大的轰鸣会穿过楼群。有人抬头看飞机，想象着外面的世界；也有人从出生起就在这里生活，直到成年后才真正走出城寨。
夜幕降临后，霓虹灯照亮了斑驳墙面。招牌密集，却未必代表繁华，更多时候只是商铺在狭窄空间里争取一点存在感。灯光、阴影、裸露的管线和高耸楼体，后来成为许多影视作品想象未来城市的重要素材。所谓“未来感”，其实来自极端拥挤与生活困顿的并置。
1987年，港英政府与居民达成清拆安排，随后展开搬迁和补偿工作。阻力并不小，许多人舍不得离开熟悉的邻里和生计。九龙寨城的清拆主要在1993年至1994年完成，原址后来建成九龙寨城公园。1995年，公园正式开放，城寨作为实体建筑从香港城市版图上消失。
拆除之后，争议并没有一并消失。有人记住的是脏乱、危险和失序；有人记住的，却是邻里互助、低廉住房和一套自我维持的生活网络。九龙寨城之所以反复被谈起，并非因为它只是香港最阴暗的一面，而是它把城市发展中最难处理的矛盾，全部压缩在了二点六公顷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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