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批评，曾像一颗重磅炸弹

短暂的告别之后，顾彬重新回到了上海。此前，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整整三载。

现年81岁的他是当今国际学界最为知名的汉学家之一，与同为德国学者的施寒微以及来自瑞典的施舟人并称为“欧洲三大汉学家”。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治学生涯中，他曾主编过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也译介过茅盾、丁玲、巴金、北岛、顾城、舒婷、欧阳江河等一系列作家、诗人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的输出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他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是德语世界首部大规模中文直译鲁迅作品。凭借等身著述，2013年，德意志语言和文学科学院将德国翻译领域的最高荣誉“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授予了他。2016年，他又荣膺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为外国专家设立的最高奖项，在当届的所有获奖者中，他是唯一的一位汉学家。

2023年，顾彬受聘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了该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特聘教授，为研究生开设“概念史”系列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美学以及宗教学、神学。从那以后的每个周四上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虹口校区的一号楼，背着一只黑色双肩包，穿着一件军绿色工装马甲，步履缓慢，精神矍铄。直到今年的6月11日，这门课程迎来了最后一次下课铃声。

走出教室的顾彬，完成了在中国的所有教职工作，也结束了上海的寓居。一个月后，他登上飞往德国波恩的航班，打算到那座早先居住过26年的莱茵河畔小城彻底安顿下来，进入全新的退休状态。

“我原来准备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回中国看朋友。”不过实际的情况并未按照计划行进，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他就回来了：“因为上外说，你们住的地方如果想租的话可以继续租，于是我们租了。”

顾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自己恐怕真正要过的是一种“在路上”的日子：先在上海待三个星期，然后去波恩面试（他是波恩大学终身教授，仍可以自愿招收博士），面试以后返归上海，圣诞节再回波恩，明年2月还要去趟香港，暂居三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跑来跑去。这是我年轻的妻子的要求，她是‘野马’。”他说，“当然我也还不老，我不会老。”

顾彬（Wolfgang Kubin） 图/NRW文学在线数据库

美好时光

在上海的这些年，顾彬很是自在，尽管这里踢不了足球。

他从小踢球，十几岁开始，踢了快七十年。在波恩的时候，他每周六都要踢两个小时，风雨无阻。球队是四十年前组建的，起初的成员还是同龄人，后来老友渐次退场，原班底就剩下他一个，递补的都是年轻人，最小的才16岁。岁数差得多了，小辈们在场上总会有意让着他，他自己倒不怎么在乎，照旧踢得认认真真，只是位置确实越踢越靠后了，尤其去年做过手术，他的一个膝盖换成了人工关节，现如今只能去当守门员。

曾经，他在一篇专栏里畅想过，如果上海也有这样一群人就好了，大家一起打比赛、一起喝啤酒，多么值得兴奋。但现实是，上海不像波恩一样可以到处踢球。“在上海，我没有球友，所以我只能做别的。”顾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此之外，上海的一切都是令他欢喜的。他嗜爱这里的酒吧和饭馆，钟情这里的街巷，也倾心这里的人。“上海跟其他的中国城市不一样，我每天在路上碰到人，没有人把我看成外国人，他们用中文跟我说话。上海的小吃部好吃死了，还不贵，我每次带我的学生、朋友过去，师傅们都打招呼‘又来了’，问我今天想吃什么。”他说，“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好的，原来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住的，很舒服，很安静。”

在顾彬看来，上海就是天堂一样的地方。他沉醉于此，流连于此，更将在此的丝丝缕缕都化成了文字，砌进诗里：“莫非这是某种甜味/让上海如此迷人/抑或是那些老屋/在繁华深处默默低语/屈原曾在这里漫步吗/在巨鹿路的树荫下/还是在长乐路的夜色里/寻找他遗落的诗篇/酒馆里的威士忌/街角修车匠的微笑/每一个微小的瞬间/都蘸满了甜美的时光/这里的语言不是障碍/而是通往心灵的桥梁/我在上海的清晨醒来/发现自己早已属于这里。”

不过倘若回溯到当初，他与这座城市的相遇却多少出于偶然，而且还带着那么一点不情愿：“我的孩子喜欢上海，热闹。我的妻子喜欢，虽然她76岁了，也喜欢热闹。我不需要。”

2011年，时年65岁的顾彬从波恩大学荣休。钻研了一辈子汉学的他，想到中国接着做学问，当时香港科技大学最早递出邀约，但最终没能成行。后来经由学生李雪涛牵线，北京外国语大学给了他一纸聘书，首签五年，后续三年。2019年，合同期满的他又转投汕头大学，举家搬去了广东。

汕头的生活是另一段美好时光。“我喜欢汕头。”顾彬回忆说，“汕头城市有一些地方是很不错的，19世纪的房子，还有一些城堡之类。最美的就是大学，在山里，到处都有花，到处都有鸟。我每天一个人带一点酒，在那里写我的东西。有时候学生过来，我们打乒乓球，我们爬山、漫游，我们聊天，我们去吃饭。”甚至那几年，他连身形都因此而迅速走样：“我胖了，我原来非常瘦，胖了的原因是老吃饭、喝酒。如果喝完一瓶二锅头，你应该多吃，要不然会吐。所以我胖了。”

但这份享受只是他一个人的。学校离市区太远，公交要一个小时，进城很麻烦，不进城又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周边近乎荒凉。“我的孩子不喜欢，因为他们太年轻，我的妻子不喜欢，因为她是‘野马’。怎么办呢？我妻子就问上海的大学领导‘你不要我的丈夫吗’，领导说也可以，所以我去了。”

“我不想离开汕头。”顾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我只考虑我的鸟、我的花、我的山、我的水、我的酒，不行。我应该考虑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他们在汕头感到无聊。”

初见

从北外到上外的十五年，是顾彬在中国最久的一段时间。此前，他虽然已经来过许多回，差不多每年一两趟，停留的时间却都很短。唯一的例外是1974年，他在北京待了一年，而那也是他与中国的第一次相见。

生于1945年的顾彬，出世的时候二战硝烟刚刚褪去。根据《柏林宣言》的决议，他的家乡策勒被划为了英占区，四年之后又并入西德。因此在成长的时代里，中国对其而言几乎就是陌生的空白。

一切的转折出现在22岁那年。彼时的他正在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内心里则对文学情有独钟。某天，他和一群朋友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其间结识了一个来自汉堡的年轻人。对方对庞德颇有研究，建议他可以看看这位美国诗人翻译的中国诗歌。

他从16岁起写诗，一度深受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朦胧诗派的影响，对美国诗人了解较少。在汉堡青年的推荐下，他翻开了庞德的《华夏集》，也就此闯入了一片由《诗经》、王维和李白编织而成的东方意境之中，特别是那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所带来的震撼，至今回荡不绝。

“我们的生命不是在自己手里头的，有‘神’跟着我们。”顾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那个汉堡诗人没有来的话，如果他没有学过一点中文的话，如果他没有提到庞德的话，如果庞德没有翻译过的话，我今天还能够跟李白‘坐在一起喝酒’吗？”

就这样，顾彬的人生开始与中国连在了一起。1968年，他转到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周围的人对这个选择都不理解，觉得没有前途，找不到工作赚不了钱，可能会饿死。“他们认为我是白痴。但我没有后悔，我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20世纪60年代末，他还专程去过一次日本：“那个时候你们没有开放，根本不能过来，为了追寻唐朝的足迹，我在日本待了三个月。”游历归来，他又入读了波鸿大学，跟着著名学者霍福民专攻汉学，并于1973年完成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阐释的尝试》，顺利拿到博士学位。而就在这一时期，西德与中国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于是毕业之后一年，他不期然地获得了一个前往北京交换学习、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的机会。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顾彬写下过那趟东方之行的点滴。他形容自己在一种诗意的状态里度过了12个月，尽管每天的内容看起来一样：上午在语言学院听课，下午骑着自行车闲逛。但只要漫步在紫禁城的古老城墙下，他就感觉仿佛已在那里生活了数千年，而当冬日的太阳高高挂在天上，心情更是变得无比舒畅。

他在北京逛了许多地方，颐和园、卧佛寺、十三陵……最中意的是和同学一起去西山看日落，每次都像赴了一场盛宴。美酒与美食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那个时候每人每月能得到一百块钱，非常多的，所以好吃的都吃过。我喜欢酱爆肉，八毛钱，太便宜，现在找不到了。烤鸭也吃，二十五块钱，一个月吃一次。”

顾彬说，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同时通过那段日子，他不仅看到了书上的中国，也见识了一个崭新的、现实的中国——原本从德国启程前，他还特意装了一本50年代的旧杂志，权作探索的导游，等到离开中国时已不再需要那份过时的指南。

1975年，带着万般不舍，顾彬告别了北京。他以为这辈子可能没法再回来了，却没想到中国紧接着就打开了对外的大门。更加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德国很快谋得了一份讲授现代汉语的教职，而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也随之开始从古代延伸向现当代。

顾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摄影/郑茹熹

身体与灵魂

6月的最后一堂课结束后，顾彬请学生吃了顿午饭，去的是一家经常光顾的海鲜馆。他让大家想吃什么点什么，自己就要了一份加辣鱼头和二两杜康。妻子在旁边劝他注意身体，少油少盐不要喝酒，他端起杯子充耳不闻，说：“我没有身体，我只有灵魂。”

事实上，他并非当真不在意身体。他已经减少了酒精的摄入，一个星期才喝一次，就一点点，夏天的时候更完全不碰白酒，一半葡萄酒一半矿泉水混在一起，稍微过过瘾头即可。他也有对年岁的清晰感知，动作放缓是最明显的表征，就连走路时都变得小心翼翼。只不过在精神上，他的确不曾觉出任何衰颓，反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沛。“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精神，而且不用再备课讲课，我的时间越来越多，突然发现一种新的时间感。”

他依然保持着凌晨两三点钟开始工作的习惯，先写诗、写自传，早饭后再写书，写够四个小时歇一会儿，也许吃个午饭也许不吃，下午到健身房锻炼，晚上一般八点上床，但不一定睡得着，可能零点之前就会爬起来。从前的很多年里，他一直是如此的生活节奏，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前年得了一次带状疱疹，被医生责怪休息不足，这才稍有收敛，勉强睡多一点。

眼下，他的精力基本放在计划的《中国古代诗人（丛书）》上，已经写完了李白、曹植两本，正在写杜牧，准备年底结稿，然后再写李商隐。同时在做的还有翻译，大多为当代诗歌，主要是应承朋友们的请求，固然不乏兴趣，却也有点像是一个任务。

从古代文学出发的顾彬，如今似乎又回归了最初的起点，对于一度涉足的当代文学则有所疏离，因为失望，也因为一些微妙的变化。

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向当代文学发起过猛烈的攻击。那时他刚写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经过纵向比较，认为相对于现代时期，当代作家呈现出来的文学面目经常是粗糙的、寡淡的、空洞的、陈旧的，尤其90年代以后倒向市场的部分创作和个别女性作家的所谓身体书写，更是不堪。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诗歌、没有散文，中国当代文学甚至一定程度上与通俗文学无异。

这些批评如同一颗重磅炸弹，旋即引发了巨大震动。一些中国学者予以尖刻的反驳和叱斥，一些素有往来的中国作家也对他敬而远之。他一下子成了舆论的焦点，背负着争议与骂名，即使后来有所澄清，自己的批评不涉及所有作家，也不涉及整个文坛，余波仍久久难以平息。

不过时至今日，顾彬依旧坚持当初的基本观点。“过去我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现在我对长篇小说还是99％否定。中篇小说有好的，短篇小说有好的，我会看。散文我看，诗歌我看，你们有第一流的散文家、第一流的诗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只是他不愿再像往昔那样愤怒与锋利，有时连批评也觉得没有必要：“我现在宽容一些，因为文学危机不光是中国的，也是美国的、德国的。德国现在的长篇小说十部有九部是女的写的，这没问题，但是她们老写自己，缺少深度。此外，我以前把作家看成独立的，但我现在怀疑作家是不是真的能够独立。”

而在另一个层面，这种趋于平和或许确是垂暮的必然。曾经，他和自己关注的文学对象皆为同辈，推崇也好，批判也罢，大抵都与创作处在某种间距不大的维度之内。如今则不然，对于后来的创作者，无论视域、审美，还是情感、思维，有些隔阂或脱节不可避免，进而陌生，也便无从品评更多。

可是对此，谁又能苛求什么呢？每个人、每代人终将老去，正如顾彬自己所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个人能够做多少？我可能还可以活二十年，我现在应该考虑我的身体，以及我的爱好、我的能力。”

发于2026.10.19总第12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顾彬：跟李白“坐在一起喝酒”

记者：徐鹏远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