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学毕业后，我去卖了6年墓地 | 人间

我把真实的人送进土里，把破碎的心拼起来，把活人的思念翻译成一块石头、一束花、一个可以跪下来哭的地方。

配图 | 《三悦有了新工作》

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骨灰，是在一个21岁男孩的下葬仪式上。

在那之前，我和大部分人一样，被电视剧骗了很多年，以为骨灰是细腻的白色粉末，手一扬就随风散了。真正的骨灰是一块一块的，淡黄色，像烧过头的石灰岩，带着某种粗粝的、拒绝被美化的事实感。

男孩的父亲买了个很大的骨灰盒，六七十公分长，远远超出墓穴的标准尺寸。可吉时已到，来不及换了。风水先生只好建议，把骨灰倒出来，用白布包着下葬。

父亲捧着骨灰盒，慢慢倾倒。他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那些淡黄色的块状物落进白布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声响，像雨点砸在干裂的泥土上。我站在两米外，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死亡的重量：一个活生生的人，到最后，只剩下这么一捧。

那是我卖出去的第一块墓地。

我大学读的是新闻，填志愿那天给自己立了四条规矩：不务农、不从政、不行医、不教书。那时候我想着，以后不是名记就是主编，听起来特别有前途。

2017年，我本科毕业后，看到一条招聘广告说五险一金、双休就投了简历，面试时才知道我投的是殡葬公司的企划岗位。通过面试官的简单介绍，我大概对该公司有了初步了解：不到一平米的墓地均价6万—7万。嗯，听上去挺有“钱途”的。

面试官问我怕不怕，我硬着头皮答了一句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在装的话：“怕是心头怕，胆子要放大。”

两轮面试后，我被录用，就此从“记录真相的人”，变成了“送人最后一程的人”。

入职后我才知道，自己进的是殡葬行业某龙头企业新设的分公司。龙头企业意味着，无论运营体系、服务流程、产品标准还是人员体系，都是业内标杆。以我那份平平无奇的简历，若换个行业，肯定进不了这样的公司。

可麻烦也接踵而至，分公司是一张白纸，我得从头开始，一砖一瓦地垒。整个公司负责企划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我不仅要负责写公司简介、项目材料、领导发言稿，还要包揽摄影、摄像、平面设计、广告物料制作，以及活动策划、营销策划，甚至兼职部分行政工作。

做一张简单的产品单页，得从拍摄产品开始，白天，我拍摄着一块块冷冰冰的墓碑、一个个黑黢黢的骨灰盒、一间间冷清清的灵堂，晚上回到家，我还要对着这些看着瘆人的照片一张张精修，饱和度拉高一点，亮度再调低一点，这样就看起来没这么渗人了。

工作很多，我的进步也很大。但我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迟迟不涨的新人工资之间的矛盾，最终还是打破了这段职场平衡。

隔壁营销策划部提成高，还不用坐班，着实让我羡慕。于是，我顺着领导那句“企划是为了配合营销”，借坡下驴，雄心勃勃地主动请缨：我要去卖墓！

营销策划部，其实就是销售部。营销员们底薪2000元，卖出墓地就有提成，根据墓地位置、价格等，提成从5%到25%不等，但据老营销员说，平均佣金在20%左右。

营销培训的第一课，主管老赵教的是“谈价三步走”：先推最贵的，看家属反应；哭得厉害的推中间价，因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容易冲动消费”；一直问东问西，推最便宜的，这种人“算得清账，骗不了”。要是遇到戒备心强的，死活不愿透露预算的，就唠嗑，问家属从什么地方过来的，车程大概多久，从居住地房价推断其家庭条件；要是遇到老两口自己来看的，直接问哪个单位退休的，烟草、电力公司待遇高的，直接推高价位，一般企事业单位的，就推5万元以下的。

同一块地，换一个名字就能差出两三万块。“福泽苑”比“长青园”贵两万，“江岚渝园”比“万寿园”贵五万。我后来绕着园区走了一圈才发现，所谓的“江岚渝园”，就是在墓碑上刻画了不同的山城地标文化，比如东水门大桥、朝天门码头，园区外围修了一堵半墙，上面用影雕技术镌刻了洪崖洞。半墙望出去，正对着两座高压电架子。

在正式出去“找客户”之前，我们都会被安排在客服部跟着客服部姐姐们接待“上门客户”，这些上门客户基本都是准客户，有老两口自己来看的，也有儿女帮忙看的，但是更多的还是一家老小一起来看。很有意思的是，大部分来看墓的客户都不会带风水先生，嘴上还会说“风水那些都是假的”，但真的走到墓区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要东瞅瞅西看看，最后都必说一句“这个位置好像更望得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给予肯定，再配上一句“望出去正好三重山，不仅有山还有水。山主人丁，水主财，功名皆从案山来。”这笔单子就八九不离十了。

不过，客服部接待“上门客户”是没有佣金的，老板不会傻乎乎地随便给高提成，营销员们自己出门在外面“找客户”签单，才有提成拿。在外头展业的难度很高，主要方式是在菜市场摆展板、广场上发传单、丧事一条龙铺子发名片，但都收效甚微。因为没有哪个老年人，愿意接到这样的传单。

2018年6月的一个上午，我还未能独立接待客户时，老赵带我去见习。出发前，老赵特意对我说，看你是个小姑娘，我才带你。在广场给活人发传单，那是等机缘，想要快速开单，只能抓“刚需”。

老赵口中的“刚需”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心梗走的，老伴和两个女儿一起来看地。我提前一天把园区资料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朝向、什么价位、几区几排，全抄在小本子上，生怕人家问我答不上来。

老先生的灵堂设在园区西侧的告别厅。我站在门口，里面飘出来一股味道，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像檀香，又像什么潮湿的东西在闷热里发酵，其中还夹杂着香烛纸钱的工业味道。我往里看了一眼，棺材停在正中间，盖子半开着，家属围在旁边哭，一个女儿趴在棺材沿上，手伸进去摸着什么，我猜测她在摸父亲白得发青的脸。

我胃里猛地翻了一下。老赵回头看了我一眼，低声说：“站远点，不用进来。”

我站在门口，后背贴着墙，手心里全是汗。里面哭了一阵，老伴被两个女儿搀出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转头问我：“小姑娘，你是这里的？”

我点头。她说：“你帮我看看，那块地晒不晒？他怕热。”

我嘴巴张开，又闭上。脑子里全是那口半开的棺材和那股潮湿的檀香味。我想说“不晒的，那位置有树荫”，但嗓子眼堵着一团什么东西，怎么都发不出声。最后是老赵替我接了话：“阿姨您放心，我陪您过去实地看看。”

她们走了之后，我跑到洗手间干呕了好一阵。我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惨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冲了把脸后，我回到办公室，坐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发呆。

那天晚上，我给朋友发微信：“你知道棺材盖子半开的时候，里面是什么味吗？”

她回了一个问号。我没再回。

后来那单成交了没有，我不记得了。可能是买了，也可能是没买。但那天站在灵堂门口的感觉我一直记得，我直到半个月后才不再梦到：我站在一个门口，里面有人哭，我往前走不动，往后退不了。

2018年8月，我已开始独立接待属于我的客户。我开的第一单，是一个21岁的男孩，他是外卖员，1997年生，老家在贵州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县。我从交警和殡仪馆同事口中得知，他在凌晨送单途中被一辆右转大货车卷到轮底。听说，他生前最后一单配送的是一家24小时药店的退烧药。

我把男孩的信息像写人物特稿一样，一条条码在笔记本上，我还去了他出事的地点，记下了殡仪馆出车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七分。

我寄希望于，这些信息能帮我拉近和男孩亲属的关系，帮我成功卖出一块墓地。

男孩父母从老家赶过来时，母亲哭得站不住，被两个亲戚架着胳膊才勉强撑着身体。

见到家属后，我试图按照老赵教的推荐墓地，他们看起来情绪激动，我应该推荐中档位的墓地，再打探下他们的工作单位，而后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还很年轻，应该“住”在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

最终，我卖给了他们一处38000元的墓地和5000元的刻字服务。这个价位的墓地在园区属于中低档，可已经是他们能给男孩最大的体面。那些男孩生前的细节并未出现在我们的任何沟通里，我看着他们站在价目表前，脸上茫然、碎裂，觉得任何讨论都是一种残忍。那个笔记本后来被我塞到了抽屉最深处，我在新闻学课堂上学到的“用细节抵达真实”，在生死之间，如此乏力。

下葬那天，风水先生指导家属把骨灰倒入白布时，男孩父亲手抖得厉害，倒歪了一些，几块灰烬滚落在泥土上。母亲扑过去，用手掌一点一点地把那些碎块拢起来，捧在手心。

她抬头说：“我儿子爱干净，别让他身上沾了土。”

男孩父亲几乎忍不住泪水，男孩母亲低声说他：“不要把你眼泪掉进儿子的骨灰里。”

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憋到最后，泪没了，两行清鼻涕从鼻子里淌下来，挂在下巴上，他也顾不上擦。

下葬仪式结束后，他们抬来一个比人还高的纸糊灵房，要烧给男孩。园区禁燃禁放，按规定我得拦。他们一大家子围着我哭：“我们儿子到死都没回家，我们要给他烧个家啊。”

我默许了。火光腾起来的时候，那位母亲跪在灰烬前，一口一个“儿子，妈给你把家送过去了”，喊得嗓子都劈了叉。事后，我被公司批了一顿，但我并不后悔，我实在没办法拒绝一个中年丧子的母亲。

那些夜里，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闪回当天的画面。我突然不明白，我每天对着电脑修坟图、写营销文案、把墓地说成“花园”“福地”“人生后花园”，这些词，到底是在安慰活着的人，还是在欺骗活着的人？

2021年1月，为了尽快还完买房时借的首付，我开始琢磨怎么拓宽客户渠道。只是摆摊设点宣传，终究是看天吃饭。要是有了固定的渠道客户，那就不一样了，等于有了源源不断的客源。销冠黄哥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黄哥手戴佛珠，车挂佛牌，见人常喊“师兄”，口头禅是“感恩”“阿弥陀佛”，办公桌上摆着佛家典籍，朋友圈里全是去各大寺庙打卡的轨迹。他把自己包装得俨然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我们私底下也分不清他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说真信吧，他赚的就是佛教渠道的钱；说假信吧，他身上又挑不出什么瑕疵。

佛教有临终助念的规矩，一旦有人往生，黄哥维护的念佛团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他。都是同门，黄哥又是殡葬专业人士，接的都是一手资源，何况有信仰的人一般不太纠结价格。他做业务自然顺风顺水，曾经有一个月，他光业绩提成就拿了八万块。

后来我才知道，黄哥的“佛友渠道”远不止“同门照顾生意”这么简单。有些念佛团的“助念”服务是收费的，一趟3000元到8000元不等，黄哥给介绍人返点30%。客户从助念到入殓到选墓，助念佣金、灵堂佣金、入殓返佣、墓地选址等全套下来，至少有五六个人从这笔丧事里分钱。

我也动了心思，一头扎进佛教徒的行列，加了4个佛教群、3个放生群。有样学样，朋友圈转发佛教文章，晒美食再也不见肉类，还跟着“师兄”们一起去放生、修行、茶叙。白天我跟他们一起吃斋念佛，晚上回家对着荤腥“大开杀戒”。

我参加的第一场放生，就在进群的第二天。

群公告写着“周六早七点，滨江路渔码头集合，随喜功德”，底下跟了一长串“随喜赞叹”。我在群里冒了个泡，立刻有人私聊我，是个头像用莲花的中年女人，备注名“陈姨”。她发来一条语音，声音温和：“新师兄是吧？我开车来接你，发个定位。”

周六早上，我六点就起了，穿了件素色外套，特意没化妆。陈姨的车是一辆白色本田，后座还坐了两个老太太。她们互相喊“师兄”，见面先合掌，然后开始聊最近哪家寺院有法会。陈姨一边开车一边问我：“小姑娘年纪轻轻的，怎么想到来放生？”

我说：“想修修心。”

陈姨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笑了：“真不容易，现在年轻人肯修心的少。”

车开了四十分钟，到了滨江路尽头一片野河滩，已经聚了十几个人，有男有女，大多是五十岁往上的。一个穿灰色唐装的中年男人在招呼大家搬鱼，他自称“林师兄”，是这次放生的组织者。我帮忙提了一袋鱼苗，拎在手里沉甸甸的，水晃来晃去，里面密密麻麻挤着黑色的鱼苗。

林师兄站在一块石头上，清了清嗓子：“大家先合掌，跟我念。”

所有人都把手合起来，面向河面。我跟着做，手合在胸前。林师兄念一句，大家跟一句：

“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念完之后，有人高喊了一声“放——”，十几个塑料袋同时被撕开，鱼苗裹着水哗哗地倒进河里。水花溅起来，在早晨的太阳底下亮闪闪的。有人开始哭，一个穿碎花衫的老太太边哭边冲着河面喊：“老头子，你跟着鱼走吧，别牵挂家里了。”

放生结束后，大家围着一个本子登记善款，你五十我一百。轮到我的时候，我随喜了200元。

回去的路上，陈姨忽然问我：“你加群是想做什么功德？自己修，还是给家里人？”

我嘴上说“给自己求个心安”，但心里想的却是，刚才河滩上二十几个人，六十岁以上的占了大半，至少有三个人提到了“往生”“老伴走了”这些关键词。

回家之后，我把手机里拍的那张合影放大看，一个一个认脸，然后打开微信，给那些在河滩上看起来“可能有需求”的人加了备注。

加群的半个月内，我跑了4场放生、2场茶叙、1场寺院义工，善款捐了520元，潜在客户标记了11个，实际成交为零。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我想，可能是我加入的渠道还不够多，于是基督教、道教也成了我的目标。我给自己规划了工作时间：周一休息，周二到周四外出摆展，周五参加道教活动，周六参加佛教活动，周日参加基督教活动，也算是新时代的“三教九流”。

就这么忙忙碌碌、糊里糊涂地折腾了一个月，我遇到了从业生涯中年纪最小的客户，只有3岁。

我是和孩子妈妈是在放生群结识的。群里发红包集善款时，她的红包备注写着：为3岁早逝宝宝祈福。

妈妈来选墓地时从头哭到尾，完全没法正常交流。我问一句她哭一句，话都说不连贯。我没推销贵的，帮她挑了一个三万多、性价比高的位置，在园区东区，旁边刚好有一片儿童游乐设施。

我说：“我们园区像花园一样，宝宝不会害怕。你看前面就有秋千、滑滑梯、沙坑，他一定喜欢。”

那位妈妈在墓位旁坐了很久很久。我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悄悄陪着她。坐累了就蹲着，蹲累了又坐下去，手一直按在泥土上，好像隔着那层土能摸到孩子。

我后来通过那个放生群里的其他宝妈，零零碎碎拼出一些孩子的信息，是白血病，确诊时两岁四个月，化疗做了九个月。

孩子下葬那天，孩子妈妈带来一大堆玩具：挖掘机、埃菲尔铁塔、奥特曼、积木，多到几乎把墓碑盖住。她在墓前摆了整整两个小时，每一个玩具都要擦干净才放下去，嘴里一遍遍念叨：“宝宝你看，这是你最想要的玩具，妈妈都给你买了。”

之后每隔一两周她就来，有时候还会掏出手机放奥特曼动画片，屏幕朝向墓碑，音量开到最大。墓区工作人员告诉我，有一次下大雨她也不走，打着伞坐在墓前，伞歪向墓碑那一侧，自己半边身子淋得透湿。

我特意叮嘱做清洁的大姐多留意她，怕她做傻事。

我退了所有的宗教群和放生群，退群前，我把这笔单子的全部提成都发在了3个放生群里。

像是那位3岁的孩童先在这里种下一颗星，越来越多的父母，将过早凋零的小小灵魂，安放在这片园区的草木之间。

我们其实并不愿迎来这样的“客人”，可回避从来不能让悲伤凭空消散。后来，公司和儿童医院签订了协议，每半年为早逝的宝宝们免费安葬一次。

每当看到遗像上那些稚嫩的脸庞，留言卡上一行行真挚的话语，我总有种无能为力的悲痛，只能让自己擦碑的手轻一些，再轻一些。

2022年初，我已入行四年多了，我赚钱的欲念、不开单时公司的批斗和逝者亲属的悲痛，常常将我夹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之间，我心中辞职的念头疯涨。将我从分不清、辨不明的泥沼中救出来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他是我的客户，也是我殡葬职业生涯中第一个主动为我送上锦旗的人。

他老伴因病去世，从守灵治丧、风水先生安排，再到选墓安葬全是我一手安排。婆婆安葬前，我跑了两条街，为她买了一束百合花放在墓碑前。婆婆走后，爷爷走不出来，每个月至少来园区一次。家住市区，不会开车，每次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再换公交，再步行十多分钟。

婆婆生前爱打麻将，爷爷每次揣几个麻将过来，一边打一边对着墓碑唠嗑。赢了几把就说“你看我今天手气多好”，输了几把就说“你又偷看我牌”。情到深处，爷爷便不再说话，只伸出那只被岁月磨得满是裂口的手，轻轻覆在墓碑上婆婆的名字上。

他们当初特意选了块暗红色的碑石，爷爷说，老婆子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一身鲜亮的大红色。刻碑那日，他们咬咬牙选了最贵的金箔描金，每一道撇捺都细细填上24K的碎金。阳光斜斜落下来，那些被他摩挲过无数遍的字迹，便在他掌心底下，一点一点泛出暖融融的光。

园区规定：金箔维护期2年。因而，2年之后，当墓碑上的字慢慢模糊，公司不再会免费修补金箔。我没告诉爷爷这件事，两年后他76岁，如果那时候他还能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到婆婆墓前打麻将，就会看见碑上的金字，一点点褪成浅淡的痕迹，像那些不肯轻易说出口的记忆，正悄悄在时光里软下去、淡下去。

老婆婆安葬3个月后，他女儿给我发微信，说父亲越来越沉默。于是，我每次组织老年活动都叫上他，慢慢地他开始跟其他老人有了交流。

这些活动大多是些营销活动，比如端午节包粽子、母亲节插花、乡村采摘一日游之类的，但整体流程都差不多：会销（会议室讲ppt）—参观园区——做活动—合影返程。这些老年人里面除了我们平时在外展业遇到的潜在客户，也有一些就是专门为了拿礼品的，我们来者不拒，以“人气聚财气嘛”，就和卖保健品一个道理。除了营销，这些活动也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游玩、社交的机会，我觉得很适合老爷爷来参加。

有一次活动散场，他拉着我说：“丫头，我现在来，不是来看老婆子的。我是来看看你，看看你们这些还记得我们的人。”

2023年底，我离开了殡葬行业，试着在其他行当谋生活，但始终没能进入新闻业。

我犹记得大学上第一堂新闻课时，老师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时，我觉得自己将来要做的事特别了不起——记录真实，打捞真相。可后来，我把真实的人送进土里，把破碎的心拼起来，把活人的思念翻译成一块石头、一束花、一个可以跪下来哭的地方。

我已与新闻咫尺天涯。可我总觉得，我的新闻理想没有消失，当我抬头看到漫天星光，总会想其中是否有我送走的人。即便如今，我早已离开了殡葬行业，辗转于一份又一份工作，可刷朋友圈看见旧客户的动态时，那些逝去的生命就像手机上跳出来的未读红点，明明只是小小的一点，却能莫名拽动我的心。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赵雅雯

鹿鸣

吃吃睡睡，岁岁年年。

本文导读：零点，我趴在床上，盯着平板上的语音厅直播间，哈欠连连，内心长吁一口气终于下班了，嘴巴里仍然热情洋溢：“我们十点到十二点的档结束啦，谢谢直播间里哥哥的支持，爱你们！我们跳一下麦，下一个档再见”。

说完我便退出直播间，顺便瞟了一眼微信后台，打卡群里零点到凌晨两点的档期下面，几个姐妹在积极打卡，这意味着她们要直播到凌晨两点。

我从来没有接过零点之后的档，因为我白天还有本职工作，在一所高校当行政老师。

本文导读:自小我便知道自己和同龄人不一样。我肢体残疾四级，下肢不等长，走路时步伐总带着旁人一眼便能看穿的倾斜。在我的记忆里，同龄人好奇的打量和毫无遮拦的嘲笑，总是比成绩单上那点微薄的肯定，来得更早，也更响亮。

我曾问过妈妈，为什么我走路时会一瘸一拐。妈妈没有急着给我答案，只是弯下腰，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说等你再长大一些，自然就会明白。但我迟迟没有明白，从2001年到2026年，我像是被困在了一场延绵不绝的雨季里，整整二十五年，未曾放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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