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经济学诺奖：为什么工资很少降？为什么央行不多余？

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奖励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诺奖公布后，解读文章不少，但多数没把一件事说透：这项成果跟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最值得细说的有两个问题：工资为啥很少降？央行为啥不多余？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被称为新凯恩斯（New Keynesian，以下简称NK）宏观经济学家。

第一个问题，上班族都有体会：经济再差，多数公司宁愿停止招聘、裁员，也很少直接降薪，更常见的是冻薪、砍奖金。工资这个数字似乎有某种特殊的“硬度”。经济学里，商品调价慢叫价格粘性，工资调不动叫工资刚性（工资就是劳动的价格）。

第二个问题更冷门：经济学里真有一派认真论证过，中央银行是个多余的机构，货币放出来改变不了消费、投资、就业、通胀这些真实的东西，刺激不但没用，还会添乱。这套理论一度统治了半个学术界。我读博士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正是它的发源地和制高点。我们一位老师Narayana Kocherlakota（他后来出任过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经很直接说：货币经济学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你们不如去做点别的。

两个问题看着不相关，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让央行货币政策重新变得有用的，恰好就是这个“粘性”：价格动得慢，工资动得更慢。

本文先讲央行是怎么变多余的；再讲新凯恩斯学派怎么把它请了回来；重头戏是核心问题，工资和价格为什么有粘性，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最后读者会发现，粘性不仅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还与居民消费、国际贸易、股票涨跌、公司发债、买房卖房息息相关，这对当下的中国经济来说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从凯恩斯到“真实经济周期”：微观基础来了，货币政策没了

老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很直白：萧条的时候，工厂有产能，工人想干活，生产出来的东西却没人买，工厂停工，失业蔓延。那价格和工资为什么不降？降了不就有人来买吗？凯恩斯的回答是：价格和工资有粘性，调整不了那么快，市场救不了自己，得靠政府出手。但凯恩斯没有解释价格和工资为什么调得慢。在他的体系里，粘性只是一个外生给定的前提。此前经济学研究的是微观家庭和企业在约束下如何做最优选择，凯恩斯开创的则是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这些总量问题，两套语言一直没有打通。

之后，萨缪尔森和希克斯等人做了被称为“新古典综合”的缝合工作，他们把凯恩斯的思想数学化，政策层面形成了以控通胀、降失业为目标的财政工具（税率与赤字）和货币工具（货币数量与利率）。但缝合并不完整，宏观经济学依然没有真正的微观基础，“价格工资粘性”仍是一个未经解释的假设。

这套“理论加政策”的组合撑起了二战后三十年的繁荣，决策者似乎可以在“高通胀低失业”和“低通胀高失业”之间二选一。直到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把两个组合同时打破：失业与通胀一起飙升，按老模型开出的药方全面失灵。病根由卢卡斯（1995年诺奖得主）点破，其思想源头是穆思的理性预期假说：过去数据记录的只是“政策体制不变”时通胀与失业之间的统计关系，石油危机改变了体制，企业和家庭随之改变行为，关系自然瓦解。拿统计规律开药方，等于刻舟求剑。药方必须有微观基础，从每家每户、每个企业的决策出发推导宏观结果。这就是“卢卡斯批判”，它事实上宣判了老凯恩斯主义的“死刑”。

1980年代，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为代表的“真实经济周期学派”（Real Business Cycle，RBC）把宏观经济学从“刑场”上救了回来，也彻底改造了它。模型里，家庭精打细算地安排消费、储蓄与劳动，企业精确选择投资的时间、规模和雇员数量；所有人理性、向前看；所有价格，包括工资，随时调整到市场刚好出清，需求恒等于供给。在这个世界里，经济波动和周期不是坏事，而是对真实力量（技术变化、自然灾害、战争冲击）的最优反应。技术进步慢的几年，全社会“理性”决定集体少工作一点，衰退无异于一场集体休假。既然是休假，就不该吃药，因此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完全无效，央行放水改变不了任何真实变量。刺激不但无益，还会打乱人们的最优安排。

早在凯恩斯之前，就有古典经济学家就持类似立场，认为货币只是笼罩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并不具备真实影响。Kocherlakota后来把这一思路推到极致：他在论文《货币即记忆》中提出，货币的本质不过是经济交易的记录，理论上完全可以被一套记账系统取代。这一思路后来常被拿来与比特币的“分布式账本”类比。这套新方法论修补了老凯恩斯主义的大漏洞，理论上漂亮得近乎完美，解释历史数据也扎实有力，但也复杂得令人生畏。

RBC问世之初，最激烈的反对来自萨默斯。他1986年撰文批评：这套理论固然能拟合宏观数据，但历史上的地心说同样能解释大量天文现象，最后还是被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言下之意，RBC是伪科学。问题是，萨默斯所在的哈佛乃至整个“咸水学派”（哈佛、MIT、斯坦福、伯克利等，地处东西海岸，海水是咸的），一时拿不出可抗衡的替代模型。RBC发展出的微观基础框架，慢慢一统江湖。那几年，做宏观研究的学者都要到明尼苏达或芝加哥“朝圣”，得到普雷斯科特、基德兰德、萨金特、西姆斯、卢卡斯（学界戏言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待的时间比芝加哥还多）中某一位的背书，才算在宏观领域站稳脚跟。这五位后来都拿了诺奖。他们领导的“淡水学派”（明尼苏达、芝加哥、西北、罗切斯特、卡内基梅隆等，围在五大湖区），就是这场方法论之争的另一半江山。最早划分“淡水”和“咸水”学派的，正是今年获奖的霍尔。

咸水学派，也就是后来的NK学派，不服集中在两点。第一，他们不接受“价格和工资可以随时调整”：真那样的话，“需求不足”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没人买东西？降价就是；失业？降工资就是。第二，RBC的世界里央行是多余的，货币政策长短期皆无效；而现实中各国央行地位无比尊贵，历史数据也显示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内对稳定经济是有效的。咸水学派承认货币政策长期无效（长期增长取决于技术与制度），但坚持短期有效。

这场学派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才之争，两派都刻意网罗最聪明的学生，1990年代NK一方网罗到几位天才，发起了大反攻。

新凯恩斯学派的反击：借来的工具箱，只改一个假设

NK学派的打法，类似资本市场的“借壳上市”：RBC的工具箱——理性预期、动态优化、一般均衡、计算机模拟——一件不落全部收下，模型框架原封不动，只改一个假设：价格和工资不能随时调整，具有粘性。

结果是RBC原有的优点都得以保留，而货币政策在短期重新有效。央行降息，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家庭月供下降；由于价格和工资粘性，物价与工资没有随之上涨，真实需求便增加了，产量和就业跟着涨，而不是被价格上涨抵消。衰退也不再是集体休假，而是需求突然断掉的恶性循环：企业卖不动，裁员；被裁的人不敢花钱，企业更卖不动。在这个循环里，央行不再是多余的，必须重新上岗。

NK学派人才辈出，十余年后，伍德福德成为集大成者。最终成型的模型只有三个方程：一个讲家庭怎么花钱（这是霍尔的贡献），一个讲企业怎么定价（下文详解），一个讲央行怎么定利率，最后这条最常见的形式叫“泰勒法则”，关心美联储政策的读者应该经常见到这个词。约翰·泰勒（John Brian Taylor）没有出现在今年的获奖名单上；类似的遗珠，诺奖史上并不少见。

两派的明争暗斗至今没有完全停止。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RBC在公共舆论场上输得很惨。当时有记者问卢卡斯：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见到危机？他回答说，经济本质上不可预测。问普雷斯科特危机的根源，他回答说，失业是人们的自愿选择。媒体一片哗然，火力全开批评宏观经济学无用又无能，其中最出圈的是克鲁格曼的文章《经济学家们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替NK学派赢回一局。与此同时，伍德福德的框架被美联储正式采纳，量化宽松和前瞻指引登场。从事后效果看相当成功，美国经济较快走出低谷，就业逐步恢复。

但说NK学派大获全胜也为时过早。美联储救市成功，也制造了巨大的资产通胀与贫富差距，招来左右两面的攻击。现任主席沃什长期批评美联储的沟通策略与通胀衡量方式，主张调整乃至废除前瞻指引，认为它让美联储在与华尔街的博弈中处于下风。他这类顾虑有理论根基：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年那篇关于政策“时间不一致”的博弈论论文，正是央行独立性制度的理论基础。

讲到这里，读者自然会追问：为什么价格和工资是粘性的？企业到底是怎么定价的？这恰恰是各种诺奖解读里谈得最少、也最不该少的核心问题。

核心之问：工资和价格为什么很少调整？

先看工资为什么难降。一个普遍的事实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很少有企业直接降薪，更常见的是冻薪、砍奖金、停止招聘、裁员。为什么会这样？经济学家一条一条找原因，到今天也没找全。

第一条线索是制度和合同。很多工资不是随时商量的：年薪一年一谈，合同一签两三年，工会按合同走，大企业按年度调薪窗口走。全社会的谈判时间天然错开，今年这批人谈，明年那批人谈；任何时刻只有一小撮工资在动，平均工资只能像大船一样慢慢转弯。这条线索最直观，但早年它只是假设，合同多长、怎么错开，是模型外生给定的。科学不接受没有解释的解释，于是继续找答案。

第二条线索是士气和公平。有经济学家干脆去采访企业主，问为什么宁可裁员也不降薪，答案惊人地一致：降薪省下的钱，抵不过士气崩塌的损失，骨干会走，留下的人会怠工。工资在老板眼里不只是成本，还是一份承诺，是“公平交易”的一部分。这条线索把社会学和心理学请进了宏观模型：工资的粘性，有一部分是人性的粘性。

第三条线索是心理账户。人对名义数字的下降有本能的抵触：月薪从两万降到一万九，哪怕物价同步下降、实际购买力没变，痛苦也是真实的。于是企业与员工心照不宣：降实际工资不靠降薪，靠通胀悄悄稀释。实际购买力下降了，名义数字没变，痛苦便不明显。这一条还解释了一个此前很怪的现象：通胀太低反而有害。萧条时，有些行业的实际工资需要下降，名义工资又降不动，只能指望一点通胀来润滑；没有通胀，就只剩裁员一条路。

宏观数据支持这些直觉。翻遍各国工资数据，衰退期工资冻结是常态，名义下降极其罕见，2008年大衰退期间，美国的工资分布上甚至出现了一条清晰的“冻结线”。工资粘性不是假设，是事实。工资粘性还解释了为什么有的衰退过后就业回得那么慢：工资降不动，企业就用少招人来调节；失业的人技能会生疏，再找工作更难，这就是失业的“疤痕效应”。

再看商品价格为什么很少调整，原因至少四条。

第一，调价要花钱。餐馆重印菜单，超市换价签，总部重新核价，大客户合同重谈，单项看都不是大钱。这里有一个极漂亮的思想实验：衰退来了，每家企业的最优选择都是先扛着、等别人先降；如果所有企业都等，就没有人降，衰退随之放大。微观上无关紧要的小成本，宏观上足以造出大萧条。这就是“菜单成本”与“协调失败”。

第二，怕客户，也怕对手。企业说得直白：涨价怕丢客户，降价怕被当成质量出了问题。更微妙的是要盯着竞争对手：谁先动、动多少，是一场博弈，谁都希望别人先试水温。

第三，心理价格点。市面上满是9.9元、99元、1999元，价格锚在“好看”的心理门槛上。价格一旦带上心理属性，就不再是供需的自由落点。

第四，注意力是稀缺品。企业不会天天重算最优价格：重算要花管理精力，行情也要花时间消化。有学派干脆认为，粘性的本质不是价签换不动，而是信息消化得慢，企业对世界的变化，天然迟钝。这条线叫“粘性信息”与“理性疏忽”，是把粘性从“菜单”搬到“大脑”的一种尝试。

互联网时代呢？电商、大数据、算法定价，总该灵活了吧。研究者用海量线上价格做过检验：线上价格动得勤了些，但“常规价格”依然几个月才调一次，促销来去匆匆。粘性的方式变了，粘性本身没有消失。

光有线索和直觉还不够，微观基础必须能够数学化。如今最流行的企业定价模型，基于一个“抽签”的比喻（Calvo，1983）：每一期，每家企业抽签，抽中才能调价；抽中的企业知道自己下次抽中可能要等很久，所以定的不是“今天最优”，而是未来若干期的最优折中。把所有企业的行为加总，一条新关系浮出水面：今天的物价涨幅，取决于人们预期的未来涨幅，加上经济过热或偏冷的程度。这就是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请注意这里面的反转。老凯恩斯主义里，物价由历史决定，看过去的失业有多高；新模型里，物价由未来决定，看人们相信央行接下来会怎么做。通胀从惯性变成了预期。而定价是向前看的：企业今天标什么价，取决于它们对未来成本和需求的预期，因此央行关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宣告，会直接决定当下的物价和需求。这就是各国央行声明写得像外交文件、行长一句措辞能搅动全球市场的原因，央行说话的方式，本身就是政策工具。

必须说明，这个粘性定价方程至今仍是“工程近似”而非“第一原理”：它好用，但并非从更深的微观结构中推导出来。围绕粘性究竟有多大，RBC和NK两派也反复拉锯。到今天，“粘性存在且重要”是各方共识，但究竟有多重要，仍无定论。

价格工资粘性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建立在价格工资粘性基础上的NK模型不仅帮助我们理解货币政策，还渗透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分支，特别是对当下中国经济和政策有诸多启示意义。

一是财政促消费政策。对霍尔“消费随机游走”的理论做数据检测后发现，家庭消费行为也是粘的：多数家庭前瞻性地安排消费，但大约三分之一是“月光族”，拿到多少花多少。这一支研究后来被称为“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模型”（HANK）。萧条时，补贴发给前者会被存起来，发给后者才会立刻变成需求。疫情期间各国直接发钱，理论依据就在这里。

这套逻辑对中国眼下的促消费政策，有三个直接的含义。

第一，补贴和转移支付要瞄准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人群，也就是中低收入家庭、失业人员和灵活就业者，他们最接近“月光族”，拿到钱会立刻花掉；面向中产的普惠式减税，大概率变成储蓄。以及，消费券、育儿补贴、以旧换新的效果差异，本质上不是规模的差异，而是“发给谁”的差异。

第二，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的不确定性，把消费粘在了低水平上；降低社保缴费、兜住公共服务，和直接发钱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发钱松动的是短期粘性，减负松动的是长期粘性。

第三，工资刚性决定了消费能力最终要落在居民收入上：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多年偏低，是促消费绕不开的慢变量，指望企业短期加薪或居民动用储蓄，都与此背道而驰。另外别忘了货币与财政的配合：补贴创造的需求若遇上偏紧的货币环境，财政发力会打折扣。

二是国际贸易与汇率。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你买的进口货为什么不立刻涨价？因为进口价格是粘性的，汇率变动传到货架上通常要拖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更深一层：全世界出口商习惯用美元报价，各国进口价格粘住的不是本国货币而是美元，这塑造了当今贸易体系的底层结构。同理，关税最终谁买单，要等价格调整完才看得清。贸易摩擦的分析，一半是对粘性的估计。

三是股票与资产定价。梅赫拉与普雷斯科特在1985年把RBC标准模型套用到金融市场，发现了一个“股权溢价之谜”：股票长期回报比债券高六个百分点上下，标准模型解释不了这么高的补偿。这个问题研究了近四十年，仍未形成共识。现阶段最完整的一个答案来自林晓骥与合作者：工资是“类固定成本”，景气时工资不随利润大涨，萧条时又降不下去。工资越平滑，股东利润的波动就越大，工资刚性因此像一根经营杠杆，放大了股权的风险，股票自然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把交错的工资合同或者用工摩擦（雇人和裁人都有成本，劳动力数量调不动）放进标准模型，可以同时解释股权溢价、股价过度波动，以及“价值股回报更高的价值溢价”之谜：这是因为价值股多是劳动密集的公司，招人和裁人都麻烦，风险高，回报高。后续研究还发现，工资刚性强的行业信用风险更高、发债更贵。劳动力市场的粘性和摩擦，既会造成失业后的“疤痕效应”，又能影响股债价格。

四是公司金融与债务。产品价格的粘性也进了公司金融：调价不灵活的企业，名义现金流暴露在货币冲击之下，于是股票风险溢价更高，贷款利率更高，现金囤得更多，债务期限更短。一个企业在产品市场上懒得调价，会以资本结构的形式写进资产负债表，同样影响股债价格。

五是买房卖房。楼市下行期为什么“有价无市”、成交冻结？行为研究早就发现，房主极不情愿以低于买入价出手，名义买入价是个心理锚。房价的粘性不是“菜单成本”，而是“损失厌恶”；但两者的宏观后果相同，市场流动性枯竭，调整迟缓。

结语

工资两年不涨，物价几个月不变，这些日常到没人注意的迟钝，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枢纽。货币政策之所以存在且有效，靠的是粘性；财政刺激之所以有时灵、有时不灵，差别也在粘性的大小与状态。

NK学派发动革命的手法值得记住，既将RBC的整套工具原封不动地留下，只换一个假设，世界观随之翻转。这种胜利比另起炉灶更彻底，连RBC学派也只能接受。

不过，粘性至今没有终极解释：菜单成本、士气、心理账户、注意力、协调失败，每种解释各抓住一部分真相。RBC与NK的分歧也没有消失，只是战场变了，今天真正的争论不再是有没有粘性，而是粘性有多大、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价格水平最终由货币还是由财政决定。今年的诺奖没有宣布问题终结，只是承认：一个如此日常、如此顽固的“粘性”，值得经济学最高荣誉诺贝尔奖。

你下次看到央行发布声明，“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类措辞，就知道它的分量了。那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对未来的承诺。央行承诺什么，企业和家庭就按这个预期定价、消费、雇人；承诺本身会参与决定当下的物价、需求和就业。而工资很少下降，价格很少调整，就是这一切的基础。

编辑｜祝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