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公司，啃不动养老？

文 | 叶凌慧

编辑 | 苏锦华

本文由长青研究社原创

9月14日，西安市发布《关于扩大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家政企业服务主体范围的通知》，将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正式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服务主体范围，在全国率先打破了此前补贴服务主体限于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格局。三天前，一场政策培训会已经提前召开，40余家家政企业代表坐在台下，听两部门解读这份文件。

政策的推力是双向的。对失能老人家庭来说，一次200元的居家照护，用券可直接抵扣100元。对全国310万家家政企业来说，这是一扇新打开的门。但进门要先过“四道关”：主体资质关、从业人员关、服务制度关、红线禁入关，条条直指家政行业“小散乱”的命门。补贴大门打开之后，家政公司，能接住这单生意吗？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失能失智老人已超4500万人，平均每6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需要长期照护。而其中约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只有3%入住养老机构。养老机构的服务半径天然局限于机构围墙内，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网点密度和人员弹性又不足以覆盖分散化的居家需求。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2024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截至2025年末，全国养老护理员缺口高达550万，仅靠机构扩容不可能填补这个缺口。

家政企业的优势恰恰落在这个缺口上。人员灵活、触达面广、服务形式多样，这些是养老机构天然不具备的能力。陕西省民政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等25部门此前发布的《关于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十项措施》已明确提出“支持家政企业开发符合居家养老的新服务品类”，并要求2026年6月底前制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家政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西安的“四道关”正是在这一部署下落地的制度化方案。

然而，这种优势是一把双刃剑。行业“灵活”的另一面，是“松散”的组织形态与低水平的内部分工。

造成“小散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家政行业长期以“中介制”为主导。企业作为信息撮合平台，与从业者关系松散——介绍一个阿姨给雇主，收一笔中介费，服务关系一旦建立，企业与从业者之间就基本断开了。这种模式下，企业无法积累服务标准、无法沉淀专业能力，更无法对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管控。

据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2026年3月在国新办吹风会上披露，全国家政服务岗位缺口超2000万人。市场规模虽已突破1.3万亿元，但现存家政相关企业多为轻量级企业。企查查数据显示，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内的占比高达60.26%，310万家企业中个体工商户为102万家。低门槛、轻资产、弱管理，是这个行业的基本面貌。

真正已经跑通“家政+养老”模式的企业，走的都是重资产、重运营的路线。三替集团拥有18000余名在册服务人员、50余家直属机构，开设的“家政+养老”融合模式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超过100家，涵盖助医、助洁、助浴、助行等全场景需求。“阿姨来了”则在北京朝阳区东湖、大屯、左家庄3个街道的4个社区构建起“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累计接待居民咨询1500多人次，为498户居民提供服务。这些企业的共同点是：用员工制、自建培训体系和社区网点，对“中介制”进行了彻底改造，将松散的服务能力组织化、标准化。它们涉足养老并非政策驱动的临时转向——阿姨来了已深耕家政19年，三替的养老布局可以追溯到2018年。

这意味着，政策表面上是给310万家企业“开门”，实质上是在筛选那些已经完成或愿意完成组织化转型的企业。除了“员工制经营”，西安“四道关”中的主体资质（省内注册、无失信记录）、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健康档案）和服务制度（接入系统、明码标价），每一道都在将那些习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队式家政企业，挡在政策红利的大门之外。而最终能通过筛选的，大概率只是行业中已经完成组织化转型的那一小部分，它们才是政策真正想拉进来的“供给侧”。

“员工制经营”，对家政行业来说意味着一场成本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中介制下，家政企业扮演的是信息撮合平台的角色，阿姨不属于企业员工，社保、培训、管理成本由阿姨自己承担。转向员工制后，企业需要为每位员工支付底薪和社保。据大众日报2026年3月报道，壹班长家政的薪资构成为底薪+提成+奖金，底薪约为2800元，其中包含约1500元社保缴费——无论员工接单情况如何，企业每月都要支付这笔薪资成本。有企业测算，每位员工制月嫂每年要比中介制多花近5000元。

除了员工制，还有另外三道关。主体资质关要求省内注册、无失信记录并完成信用平台登记；从业人员关要求配备专职照护人员、持证上岗、建立健康档案；服务制度关要求接入养老补贴信息系统接受实时监管、明码标价，补贴服务售价不得高于市场价，严禁先涨价再用补贴抵扣。红线禁入关则明确五类一票否决：失信惩戒、骗取补贴、重大安全事故、挂靠经营、同时开展老年人养老能力评估业务以规避利益冲突。

“四道关”的排列逻辑值得注意：前三道是“能力要求”，第四道是“风险排除”。政策假设的是“有能力的企业也可能越界”，因此在准入端就设置了熔断机制。

这个假设并非凭空而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司长李邦华在2026年3月24日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对于项目实施中发现的养老服务机构先涨价后抵扣、补贴款项分成等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前已有媒体报道部分养老机构存在补贴款项分成嫌疑，上海市民政局随后公开回应称，经初步核查，暂未发现涉事机构存在资金套取、变相分成以及顺势涨价等违规行为，但同时部署全市各区民政部门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和专项排查工作。“暂未发现”不等于“不存在”，这种措辞本身说明，监管方对补贴推行初期的违规风险已有预判。西安的“四道关”，等于是把这一预判直接写进了制度设计。

入库后的动态管理进一步加码。企业须将每笔补贴服务的派单信息即时上传“民政通”平台，台账留存、年度复核一项不能少，套取补贴的追回资金并禁止申报1至3年，虐待老人、违规涨价的一律清退。这套机制回应的是一个已被反复验证的问题。据民政部2026年3月24日发布的数据，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自今年1月1日全国启动以来，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1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但与此同时，江苏省民政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明确要求“县级民政部门要对本地区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按不低于1%的比例进行实地核查”，并通过线上线下抽查、老年人满意度调查、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根据一定比例对项目质量进行抽查。一边是数以百万计的核销券，一边是基层民政部门有限的人力和1%的核查底线，监管资源与补贴规模之间的张力，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已存在。

制度约束之外，还有一层企业难以从政策文本中读出的隐性成本。

消费券的“先垫后报”机制让企业承担了实质性的现金流压力。据经济观察报2026年4月报道，一家全国连锁养老机构的创始人反映，旗下约三分之一的养老机构截至4月底仍未收到1至3月的养老消费券结算资金，机构为此垫资数百万元，只能冒着被处罚的风险拒绝核销。该报道还援引机构测算，如果一家养老机构有约百名老人使用养老消费券，机构就需要为此垫资约八万元。

垫资之外还有行政负担：帮家属注册、上传资料、对接评估机构，几乎所有家属端工作都由机构承担，核销时还需上传合同、缴费清单、发票及老人入住照片等材料。有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反映，仅理解和消化政策流程就花了近一个月，“民政部门发来400多页PPT，培训一次近3小时”。对习惯了“一手交钱一手服务”的家政企业来说，这是一套完全陌生的财务模型。家政行业本身以轻资产、低利润为特征，310万家企业中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内的占比超过六成，这种垫资规模对头部企业或许尚可承受，对腰部及以下企业则可能是决定是否入场的关键门槛。

据西安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王军2025年3月向记者介绍，全市现有1500多个家政公司，从业人员30万人左右。培训会到政策实际落地之间的转化率——也就是最终能通过“四道关”入库的企业数量——才是判断这个政策是“制度突破”还是“制度宣示”的关键指标。而这个筛选逻辑本身也埋下了一个问题：如果只有头部和腰部企业能够入场，那么政策的实际覆盖面，是否足以回应4500万失能老人“找得到人、用得起服务”的居家照护需求？

家政员和养老护理员，看起来只差一个“证”，实际差距体现在收入上。

《2026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养老护理员月均税前收入为4217元。而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5年月嫂月均收入达到10128元。同样上门服务，做保洁、做饭的收入可能比做失能照护还高。如果家政企业要说服员工去考养老护理证、去服务失能老人，就必须回答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多考的证、多学的技能，能不能换来更高的收入？

答案并不乐观。养老护理员的薪酬构成中固定工资占比达82.1%，绩效工资仅占17.9%，收入弹性极低。而家政行业恰恰是一个以“技能溢价”驱动的市场：金牌月嫂比普通月嫂贵一倍，高级保洁比普通保洁贵三成。一个习惯了按技能定价的家政员，很难接受一个“固定工资占八成”的养老护理岗位。

头部企业已经在为此付出真金白银。京东家政宣布未来3年投入10亿培训建设资金，聚焦养老护理课程研发。另一家家政企业“阿姨来了”依托旗下培训学校，构建了覆盖“岗前培训+岗中提升+岗后复盘”的全周期养老护理人才培育体系，累计培训学员超15万人次。但培训一名合格的上门养老照护员，需要的时间远超家政保洁的“48小时快学快用”，这笔成本在西安政策“暂定为1年”的补贴期限内，很难被覆盖。

图为家政企业“阿姨来了”线下门店

补贴退坡之后，谁来买单？2026年的政策端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长期护理保险。

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7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商务部国贸所研究员高宝华在解读时表示，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但长护险的支付逻辑和消费补贴完全不同。消费补贴的逻辑是“补需方”，政府给失能老人发券，老人自主选择服务商。长护险的逻辑更接近“战略购买”，基金按服务项目和标准支付，对服务机构资质、人员持证率、服务质量有更严格的审核要求。国家医保局在7月的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将“积极发挥长护险制度战略购买作用”，这意味着长护险基金不会为不具备专业能力的服务机构买单。

对家政企业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门槛。机会在于，长护险提供了比消费补贴更长期的支付来源。门槛在于，长护险对“长期照护师”持证的要求更高。据国家医保局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过7万人。而家政行业310万家企业中，有多少从业人员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目前没有数据。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覆盖范围。长护险起步阶段保障重度失能人员，而家政企业大量服务的是中度失能、半失能乃至有照护需求的健康老人。这部分人群既不符合长护险的保障条件，也不一定愿意在消费补贴退坡后自费购买专业照护服务。如果补贴退出而长护险未能覆盖，中间就会出现一个支付真空地带。

这意味着，“第二增长曲线”并非一个行业趋势，而是一个条件命题。它成立的前提是：家政企业完成从“中介制”到“员工制”的组织化转型，长护险等制度性支付能够接续消费补贴，以及市场愿意为专业照护能力支付溢价。

西安政策打开了补贴的大门，但从“能进门”到“能走远”，中间隔着的，是整个家政行业从松散中介到专业照护体系的结构性升级。家政+养老的融合能否真正破局，取决于这条路上最终能走出多少家企业，而不是有多少家企业拿到了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