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电话是在一个周六的傍晚打来的。
我正蹲在厨房里择芹菜,锅里炖着排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满屋子都是骨汤的香味。手机在围裙口袋里震了好几下,我擦了擦手才掏出来,屏幕上赫然显示两个字——"大姐"。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是我多想,实在是我姐林秀芳这个人,没事从来不给我打电话。逢年过节群里发个表情包,那就算是联络感情了。突然来电话,准没好事。
果然,电话一接通,她劈头就说:"小敏,姐跟你商量个事。我看中了城南一套房,首付差十万,你能不能借我?"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芹菜掉进了水盆里,溅了一围裙的水。
十万块。这不是十块二十块的事,搁我们这种普通家庭,那是我跟建军大半年的积蓄。
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语气显得平静:"姐,十万不是小数目,我得跟建军商量商量……"
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两秒,接着我姐的声音猛地拔高了八度:"跟你老公商量?你结婚的时候我随了多少礼你忘了?我告诉你林小敏,我这辈子过成这样,离婚、一个人带孩子,都是被你害的!你现在连十万块都不肯借?"
我拿着手机的手在发抖,嘴张了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厨房里排骨汤溢了出来,"嗤"的一声浇在灶台上,腾起一股白烟。我慌忙去关火,电话却已经被挂断了。
锅盖掀开,热气扑了我一脸,眼眶莫名其妙就红了。
我姐说她离婚是我害的——这句话像根刺,扎在胸口里,又疼又闷。
事情要从八年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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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姐妹两个,我姐大我九岁。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种了一辈子地,供我们俩读书已经掏空了家底。我姐读完高中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嫁了同村的张德贵。张德贵这个人,长得五大三粗,嘴甜得很,见谁都笑呵呵的,可骨子里好吃懒做,整天跟一帮狐朋狗友喝酒打牌。
我姐嫁过去头两年还行,日子虽然紧巴,倒也过得去。可后来张德贵迷上了赌博,三天两头往牌桌上钻,输了钱就回家摔东西、骂人。我姐忍了又忍,直到有一天,张德贵把她结婚时的金项链都偷去当了。
那天我姐抱着两岁的女儿妞妞,坐在我出租屋的床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小敏,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在城里做文员,一个月三千多块钱。我年轻气盛,脱口就说:"姐,离!这种男人留着过年吗?你带着妞妞,咱们一起过,饿不死。"
我姐听了我的话,真的离了。
二
离婚后的日子,远没有我说的那么轻巧。
我姐一个人带着妞妞,在镇上的服装厂做车工。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把妞妞送到隔壁王婶家,然后骑二十分钟电动车去上班。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她的手上年年都生冻疮,裂开的口子渗着血,缠上胶布接着踩缝纫机。
这些事,她从来不跟我说。都是过年回家,妈偷偷拉着我的手,红着眼圈讲给我听的。
"你姐命苦啊,"妈说,"要不是听了你的话离了婚,好歹还有个男人帮衬着。"
妈这话说得不重,但刀子一样剜进我心里。
我知道妈不是怪我,可我也知道,在我姐心里,这根刺一直都在。
后来我嫁了建军,日子慢慢好起来。建军在工地做技术管理,我在公司做会计,两个人省吃俭用,去年总算把房贷还清了,手里攒下小二十万,算是有了点底气。
可我姐那边呢?妞妞今年上四年级了,学费、补习班、吃穿用度,全压在她一个人肩上。她一个月四千多块的工资,掰成八瓣花。
我心里不是不愧疚。这些年逢年过节,我都会给妞妞包红包,给我姐买衣服、买护肤品。可我姐每次接过去,脸上的表情都淡淡的,说一句"你日子过好就行了",那语气里藏着的东西,我听得出来。
是怨。
现在她要买房,开口借十万。说实话,不是拿不出来,是我不敢一个人做主。建军这个人,脾气好,但在钱的事上有他的原则——借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他见过太多亲戚之间因为借钱翻脸的事。
那天晚上建军回来,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扒拉着饭,半天没吭声。
"借多少?"
"十万。"
他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你姐一个月挣多少?十万她拿什么还?"
我低着头没说话。
建军叹了口气:"不是我小气,你上次借给你表弟的两万,到现在还了吗?"
我咬着嘴唇。那两万确实还没还。
"这样吧,"建军端起碗又扒了两口饭,"借可以,但最多五万。写个借条,不是为了要钱,是为了大家都有个交代。"
我点了点头,觉得建军说得在理。
第二天我给我姐打电话,把建军的意思说了。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我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又冷又硬:"行,五万就五万。借条我也写。"
"姐……"
"啪"的一声,电话又挂了。
那五万块转过去之后,我姐整整三个月没跟我联系。连妈过生日,她都只是让妞妞打了个电话,自己一个字没说。
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事,姐最近忙。妈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进厨房去炒菜了。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带着建军和儿子回老家。一进院子门,就看见我姐坐在堂屋里择豆角,妞妞在旁边写作业。看见我进来,我姐抬了抬眼皮,没说话。
倒是妞妞甜甜地喊了一声"小姨",跑过来抱住我的腿。我摸摸她的头,心里一阵酸。
吃年夜饭的时候,爸多喝了两杯酒,突然说:"你们姐妹俩,小时候穿一条裤子长大的,现在都各有各的家了,可打断骨头连着筋呐。以后有啥事,别生分。"
爸说这话的时候,我偷偷看了我姐一眼。她低着头夹菜,筷子顿了一下,眼圈微微发红。
那顿饭吃到最后,妞妞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姐抱起女儿往卧室走,路过我身边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
"那五万,过完年我开始还。一个月还两千。"
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头去。
"姐,不急。"
她没再说话,抱着妞妞进了屋。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门轴"吱呀"一声响,像是小时候老屋那扇永远关不严实的木门。
那晚我躺在老屋的床上,听着窗外零星的鞭炮声,翻来覆去睡不着。建军在旁边已经打起了呼噜。我盯着天花板,心里反复想着一句话——我姐说的那句"都是你害的",到底是怨我,还是怨她自己这些年的不容易?
也许都有吧。
日子不是非黑即白的。我当年那句"离了吧",说得多轻巧。可我没替她扛过一天带孩子打工的苦,没替她熬过那些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扛事的夜晚。我有什么资格说那句话呢?
可如果重来一次,那样的男人,难道不该离吗?
我想不清楚。窗外的鞭炮声渐渐远了,屋子里弥漫着陈旧的木头味和腊肉的咸香。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后来的日子,我姐每个月雷打不动转两千块钱过来。我收了几次之后,偷偷把钱存进一个单独的账户里,想着等妞妞将来上初中、上高中,再一起给她们。有些亏欠,不是钱能还清的;有些裂缝,也只有时间能慢慢填上。
姐妹这回事,就像那锅炖了一下午的排骨汤——熬的时候翻滚冒泡、溢出来烫手,可熬透了,那滋味是旁人怎么也调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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