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春节，湖南衡阳乡间，83岁的陈墨西提起毛笔，给远在长沙的黄克诚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克制，却藏不住窘迫：退休以后没有固定收入，办补习班也招不到学生，甚至曾经饿了两三天，只能向旧日朋友求助。
这封信最容易让人疑惑的地方，是收信人黄克诚当时不过50岁，写信人却已83岁，两人怎么会成为“老同学”？答案并不在普通意义上的同窗关系，而在1920年代广州的一段忘年交。
陈墨西是湖南衡阳人，生于晚清书香之家。1903年，他已34岁，仍不甘困守乡里，前往南京考入两江师范。那是风雨飘摇的年代，救国思潮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迅速传播，他也逐渐接触革命思想。
在两江师范求学期间，陈墨西参加过赵声组织的秘密活动。事情败露后，二十多名师生被捕，他因提前转移了重要文件，又得到校长李瑞清出面斡旋，最终脱险。李瑞清政治立场与他并不相同，但仍看重这个学生的才华。
有同学劝他不要再和老师争论，他只平静地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这句话未必是他一生最响亮的言论，却很能说明他的性格：重情，但不肯用原则换取安稳。
辛亥革命前后，陈墨西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奉命前往甘肃。1912年3月11日，秦州起义成功，陈墨西参与筹划，并担任甘肃临时军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司司长。
起义之后，兰州方面与秦州方面发生对峙。陈墨西没有选择把冲突推向战场，而是参与拟定和平解决条款，出面谈判。这样的经历，使他既有革命者的锋芒，也保留了旧式士人的持重。
后来，他在广州大元帅府任职，成为孙中山身边的工作人员。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开办政治讲习班，陈墨西虽然已经57岁，仍坚持到孔庙听课、记笔记。按规定，他完全可以自由旁听，但他从不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
黄克诚当时24岁，来自湖南永兴，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墨西年长许多，学问深，阅历广，两人在课堂内外逐渐熟悉。陈墨西习惯用毛笔记东西，笔记常常不全，下课后便向黄克诚借来校对。两人还一起游过白云山、越秀山。
年龄差距没有妨碍交流。黄克诚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情况，陈墨西也谈自己的见闻与判断。他认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对共产党人的事业抱有好感。称为“老同学”，正是这段共同求学、相互信任的缘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失去联系。陈墨西因不满蒋介石清共，辞去军界职务，回到衡阳乡下教书。后来，他曾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也曾做过浙江省政府参议，但这些职位都没有维持太久。
1932年谭延闿去世，陈墨西失去依靠；1935年鲁涤平去世，他再次返回故乡。乡亲曾劝他给蒋介石写信，求一份差事。他却不愿低头，说即使生活清苦，也不会去求蒋介石。
有意思的是，早在1929年，黄克诚还曾托人找到南京的陈墨西，请他设法营救一名被捕的地下工作人员。陈墨西冒险托请熟人，最终使对方获释。此事他后来从未拿来邀功，1952年的求助信中也没有提及。
1949年以后，陈墨西没有随家人前往台湾，而是留在衡阳。年近八旬的老人没有稳定收入，只能靠办补习班勉强维持。1951年没有学生上门，生活顿时断了来源。经朋友刘劲先多次劝说，他才写信给黄克诚。
黄克诚没有把这看成私人请托，而是认为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倾向进步的老人，确实应当得到照顾。当地干部随后前往看望，并给予生活帮助。黄克诚调往北京后，又托周小舟继续关照。
1953年初，陈墨西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馆馆员，后来还担任衡阳县志编委会主任委员，并当选湖南省人大代表。一个曾经在旧时代奔走半生、晚年困顿的老人，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和继续做学问的机会。
1960年，陈墨西在衡阳去世，享年91岁。多年以后，琼瑶回忆祖父晚年时，提到家人远在台湾，是黄克诚以及当地政府的帮助，使老人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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