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看守所，李大钊走向刑场时，赵纫兰还不知道丈夫已经遇害。她那时被关押在另一处，身边还有几个孩子。对这个家庭而言，真正的崩塌不是刑场上的一刻，而是噩耗传来之后，所有生活重担突然落在了一个女人肩上。
严格按时间计算，李大钊牺牲于1927年4月28日，赵纫兰病逝于1933年5月28日，两人相隔已经六年多。标题中的“五年”更像是流传中的约数，但赵纫兰在丈夫去世后仅仅活了六年，这一点并不影响她晚年命运的沉重。
赵纫兰出生于1884年，家在河北乐亭大黑坨村。赵家和李家是世交，两家长辈曾有生意往来。李大钊幼年失去父母，由祖父母抚养长大。1899年，年仅十余岁的赵纫兰嫁入李家，成为李大钊的妻子。
这桩婚姻由长辈安排，却在日后的风雨中形成了深厚的信任。赵纫兰没有受过太多新式教育，却十分清楚丈夫最需要什么：不是安逸，而是一个能够让他安心读书、专心做事的家庭。
李家老人年迈多病，赵纫兰嫁过去后，很快便承担起照料长辈、料理家务的责任。李大钊外出求学，她留在家中操持田产和生活。这样的分工，在当时并不稀奇，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
1904年祖母去世，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家里的情况又发生变化。祖父去世后，亲族之间因家产产生纠纷，李家原有的家业逐渐衰落。李大钊一度担心妻子难以支撑，甚至想过中断学业。
赵纫兰没有答应。她宁可典当物品、借钱度日，也要让丈夫继续读书。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自己求学期间的学费，很多都靠“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筹来。这句话不长，却留下了赵纫兰承担家庭压力的直接证据。
她也经历过接连不断的失去。夫妻先后有过八个孩子，其中三个早夭。孩子病逝时，李大钊常在外求学或奔走，赵纫兰只能独自料理后事。悲痛没有消失，只能被她暂时压下，因为家中还有老人，还有需要抚养的孩子。
1913年，李大钊赴日本留学。临行前，他曾对妻子说明自己的打算。赵纫兰没有追问前途，也没有责怪丈夫，只问了一句：“需要带多少钱？”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她知道，丈夫选择的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而家中的柴米油盐仍要由她承担。
李大钊留学期间，赵纫兰带着孩子守在家乡。丈夫回国后，也没有按照普通读书人的路径谋一份安稳差事，而是逐步投身新文化运动和革命事业。1918年以后，他在北京大学任职，参与思想启蒙和社会活动，夫妻聚少离多成为常态。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局势紧张，李大钊频繁奔走。为了家人安全，赵纫兰曾带孩子返回乐亭。她等待丈夫的消息，也要独自应付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后来一家人在北京重新团聚，她便决定无论丈夫走到哪里，孩子和这个家都尽量留在他身边。
北京的生活并不安稳。李大钊受到监视，家中遭到骚扰，孩子也曾被人欺辱。赵纫兰明白，这些事并非普通纠纷，而是冲着丈夫来的。她没有参与公开事务，却用搬家、照看孩子、传递消息等方式，承担了家庭内部最实际的风险。
1924年以后，李大钊更加忙碌。国共合作、反帝斗争以及北方政治局势的变化，使他的工作不断增加。赵纫兰很少干涉丈夫的选择，只把孩子抚养成人，把家维持下去。她未必能够完全理解那些理论，却知道丈夫正在做一件他认为必须去做的事。
1927年4月，局势急转直下。李大钊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审讯和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屈服。4月28日，他在北京被处以绞刑，年仅38岁。赵纫兰获释后，才从报纸和亲属口中得知消息，悲痛到数次昏厥。
她没有倒下太久。五个孩子还在身边，生活还要继续。李大钊牺牲后，赵纫兰带孩子回到乐亭，靠亲友接济、少量田产和北京方面的经济帮助度日。她常叮嘱孩子读书，告诉他们不要辜负父亲留下的志向。
丈夫去世后的几年里，她还在为李大钊的安葬奔走。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公葬于北京香山东麓万安公墓。夙愿完成后，赵纫兰的身体迅速恶化。1933年5月28日，她因病去世，终年49岁。
按照她留下的心愿，赵纫兰后来葬在李大钊墓旁。她没有留下长篇著述，也很少出现在轰轰烈烈的历史场面中。她所做的，多是筹钱、抚儿、守家、等候和承担。正是这些沉默而具体的事情，使李大钊能够少一些家庭牵挂，多一分投入时代洪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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