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概念与方法丨王卫华 杨赫：传统与技术共振：数智时代民间文学演述技艺的变迁

主持人语

技术远不只是工具，它实实在在改变了民间文学的命运。从文字论坛到短视频平台，每一次技术迭代都重塑了民间文学的存续形态，也让演述人的技艺不断更新——从敲键盘写字，到对着镜头说、演、表情动作齐上阵。正是技术，让萎缩了传统空间的民间文学重新找到舞台，让演述人把声音、动作、表情完整地呈现给天南海北的受众，也让古老的叙事传统在互联网上焕发新生。技术与传统的“共振”，值得每一个关心传统文化传承的人细细品味。

主持人介绍

万建中，法学博士（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全委会委员，中宣部重大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大系出版工程编辑专家委员会“民间故事组”组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海经》文化创意与展示中心”主任。

作者介绍

王卫华，法学博士（民俗学），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运河文化研学基地主任，兼任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研究领域为民间文学、民俗学、文化遗产学。出版《千年运河润京城》《春节习俗与女性身份意识》等学术专著，在《民俗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获评宝钢优秀教师奖、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等。

杨赫，法学博士（民俗学），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民俗学。

摘要

数智时代的到来重构了人们的交流与表达方式，也深刻重塑了民间文学的当代传承路径。作为传承的核心要素，民间文学演述人的演述技艺一度因传统演述空间萎缩而难以为继，而数智技术的发展为民间文学演述人提供了创新平台，它们在传统与技术的交融中不断探索新的传承方式。数智时代民间文学的传承由现实空间进入网络空间，表现形式由口头交流演变为互联网语境下的文字交流、视频互动，在网络空间中实现了声音、表情、动作相融合的民间文学立体演述。民间文学演述人以异于传统的全新方式接续了民间文学的叙事传统，并因习艺方式的不同而改变了对演述技艺功能的认知。民间文学演述技艺的变迁实现了民间文学叙事传统与当代技术的和谐共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注入了蓬勃生命力。

关键词

数智时代；民间文学；

演述技艺；网络文学；传统文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智时代悄然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数智时代以数字技术和智能化的融合为核心，用数据沟通虚拟与现实，让人与机共享智慧，数据与智慧结合以赋能生活。在这个时代，各种信息被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并以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介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生活体验，民众的生活、关系、文化以及社会性都被数智时代的到来所影响。利用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接入互联网，在人与机的交互关联中获取信息，在虚拟空间中实现人与人的交流，已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载体与文艺形式，民间文学古老而常新。伴随数智时代人们在网络上时时进行的“面对面”交流，民间文学也在新的媒介平台上再度一展身手。那么，数智时代民间文学的传承动力是什么？民间文学传承人的演述技艺又如何实现传统与技术的和谐共振？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关注民间文学演述人群体与时代发展的紧密联系。关于数智时代的民间文学传承，学者已进行较为深刻的讨论。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广泛，从宏观理论层面探讨互联网对民间文学影响的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与理论探索同步，中国学者还用丰富的案例分析数智时代民间文学传承与发展的多样形态。放眼国际学界，数智时代民间文学相关问题的讨论同样是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美国民俗学界基于对表演理论的反思，探讨如何建构符合时代需求的相关理论。表演理论强调“表演是语言使用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言说（speaking）的方式”，聚焦每一次演述行为中演述人与受众从交流互动逐步达成共识的完整过程。针对这种观点，布朗纳（Simon J. Bronner）提倡以“实践”取代“表演”，强调应当激活传统的独特功能，以此回应数智时代带来的分析性挑战。布切泰利（Anthony Bak Buccitelli）提出“表演2.0”，希望在发掘数智时代演述行为与传统社会相似性的基础上，用数智时代“自己的术语概念来研究，并充分考虑其被创作时的独特语境”。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都将互联网视为均质统一的媒介，较少沿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对数智时代进行分阶段的细化研究。而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尽管有学者强调从交流诗学的角度观照数智时代的民间文学，但已有成果仍多聚焦文本层面，较少关注数智时代演述人的成长历程与生存境况。基于此，本文从数智时代背景下的演述技艺切入，探讨在现代技术与传统技艺的双重影响下，演述人如何塑造、形成全新的演述技艺，并将其真正付诸具体的演述实践。

通过前往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站（以下简称B站）上海总部开展调研，以及与B站、抖音等平台中多位演述民间文学的“up主”的交流，笔者深刻意识到，数智时代的演述人是民间文学当代传承的动力源，演述人的技艺变迁是理解民间文学当代传承的密码。这一时代的演述人可分为两类：一是在传统社会中成长的演述人，他们习惯于传统的演述方式，在学习信息技术后，有些也愿意通过互联网进行演述实践；二是成长于互联网环境的演述人，他们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关注并学习民间文学的演述技艺。本文主要关注后者，这类演述人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以不同形态的技艺推动着民间文学的传承发展。相较于传统演述人，数智时代的演述人在技艺习得方式、对演述功能的认知等方面都与以往有所不同，而这种技艺的衍变，恰恰展现了民间文学当代传承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从依附到独立：

数智时代民间文学的形态演变

学习、掌握演述技艺是演述人推动民间文学传承与发展的前提，而掌握何种技艺则与民间文学的存续形态直接相关。传统社会中，民间文学是人类语言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以口头形式呈现。它早于书面文学出现，传承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口耳相传的演述行为中彰显魅力。步入数智时代，民间文学的存续形态有了很大变化。沃尔特·翁（Walter J. Ong）用“次生口语文化”形容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认为其是以文字和印刷术为基础，“更加刻意为之的自觉的口语文化”。数智时代，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更为复杂。

历史上，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一度并行发展，又彼此影响、相互转化。如明清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作家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创作而成，而其出版发行后又回馈民间，成为口头演述的素材；又如杰出的民间文学演述人宋宗科，善于利用历史典籍，从书面文学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独特的演述风格。朝戈金用“言文虬结”概括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间的复杂关系，他指出：“文起初是言的衍生品，植根于言，附属于言。后来文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有些地方超越了言（记录准确，留存久远，且能跨越时空传播等），也会反过来作用于言。”从发展历程看，民间文学伴随民众的生产生活，早于书面文学出现。当书面媒介出现后，口头传统与书写技术彼此纠缠，一些口头文本被记录为书面形式。随着书面媒介的发展，一些经典民间文学的文字记录本或经过整理改编的文本被确立为权威文本。同时，书面文学的快速发展，又为民间文学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数智时代，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同样相互影响、互相转化。与传统社会不同，数智时代的民间文学最初是依附于书面文学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独立，其魅力愈益彰显。自1994年中国首次接入国际互联网，数智时代拉开序幕。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至少跨越了三个阶段，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及其与书面文学的关系也随之变化。

第一阶段是1994-2008年，网络邮件、论坛、文学网站随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但网络的普及率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传统存续方式受到了日益加快的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冲击，电视机等现代科技设备的普及使传统村落及城市社区居民的娱乐休闲方式发生变化，人们不再聚集在村口地头拉家常、讲故事，而是回归家庭，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休闲，民间文学的传统传承空间急剧萎缩。互联网的出现为民间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榕树下”“起点中文网”等网站的崛起掀起了“全民写作”的浪潮，一批网络作家开始运用民间文学的素材与叙事风格从事创作。虽然此时的信息技术只支持民众以文字形式分享信息，且参与讨论的网民人数也相对有限，但是，网络文学拒绝精英路线，崇尚“大话”式的写作风格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叙事特点，成为民间文学的新存续形态。正如户晓辉所言：“键盘代替口头，口语化的语言以其简洁、明快的优势率先成为网民的选择，我手写我口成为现实。”这一说法准确描述了民间文学在我国数智时代起步阶段的存续形态，它依附于文字，并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素材。

随着技术迭代发展，数智时代步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约为2008-2016年。这一时期微博、微信等平台快速发展，人与人的网络联系迅速而便捷，民间文学的交流属性得到“复兴”。此时，中国的网民人数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0%以上。网民人数的快速增加使话语方式由独白走向了交互。2009年，新浪推出微博业务，迅速受到网民欢迎。以微博为代表的平台以其强大的即时性、社交性建立起互联网中民众之间对话的桥梁。关注信息、分享信息、发表评论成为人们使用微博的主要目的。尽管这一时期网民大多以文字形式进行联系，但他们“众声喧嚣”般的交流、对话与传统社会中民间文学的传播状态十分相似。在他们讨论的话题中，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故事被不断提及。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直接交流属性逐步恢复。

2016年至今，数智时代的进程已步入第三阶段，成熟的信息技术推动抖音、B站这类依托大数据推送的视频平台成为互联网领域的主流媒介。《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普及率达80.1%，网络视频（含短视频）以96.6%的使用率成为仅次于即时通信的应用类别。这一时期，视频成为民间文学在互联网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演述人用镜头记录下自己演述时的声音、动作与表情，这种“既有表情又有说的和动作的带有综合性的艺术”，恰恰是民间文学的突出特征，是民间文学“演述”属性的新体现，也让民间文学具备了在互联网时代全面展现自身艺术魅力的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民间文学的表现形态不断变化，演述人的技艺也不断更新。他们在熟练运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逐渐由重视对文字的使用过渡到注重口头语言技巧及其应用效果，民间文学遂摆脱对书面文学的依赖，成为网络空间中独立的艺术形式。

二、技术迭代中的实践：

数智时代民间文学演述人的技艺创新

在迈入数智时代的过程中，民间文学的形态不断变化，掌握不同技艺的演述人成为民间文学当代传承的推动者。在传统社会，演述人的技艺可分为三个维度：首先，在文本层面，出色的演述人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叙事文本；其次，在技巧层面，演述人应具备吸引听众的讲述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创造才能；最后，在个人态度层面，出色的演述人要有积极、主动的传承意愿。

数智时代，演述人的技艺表现为传统与技术的融合，即演述人不仅要掌握传统社会中演述人所必须具备的技艺，还要会使用信息技术手段，以此将自己的演述成果发布到互联网上，实现对民间叙事传统的接续。由于信息技术手段成为演述人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信息技术发展、民间叙事在互联网中的存续方式有所变化时，演述人的技艺也需要随之调整。

在中国迈入数智时代的第一阶段，信息技术还无法支持人们以口头形式表现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依附于书面文字而存在。这一时期，推动民间文学传承的“演述人”主要是网络作家群体，他们善于使用计算机在互联网中写作，用书面文字模仿民间文学的叙事风格，将民间文学的素材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网络文学作家与传统意义上的“演述人”有差异，但二者都对民间文学进行加工、改造，将其以极具个人风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并特别注重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可算作特殊的民间文学“演述人”。例如，“天下霸唱”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天下霸唱本名张牧野，天津人，生于1977年，是当代网络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自2005年起在“莲蓬鬼话”发表连载小说，后转到起点中文网撰写了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系列网络文学作品。其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如《河神·鬼水怪谈》的描述：

民国那时候，南有上海滩，北有天津卫，乃是最繁华的所在。河神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天津。首先得跟您讲明了，我可不敢保证全都是真人真事，毕竟年代久远，耳闻口传罢了。我一说您一听，信则有不信则无，不必深究。

其中，“得跟您讲明了”“耳闻口传罢了”“我一说您一听”等，是典型的民间文学叙事方式。天下霸唱在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保持了“说话”或“聊”的在场效果，用文字与想象中的受众进行对话。不但在形式上模仿民间文学，天下霸唱还善于吸收民间文学文本用于创作。他以俗语“九河下稍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作为引语，用燕王扫北的民间传说解释“天津卫”之名的来历。这是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口头文学、纸质出版与网络连载的奇异织体”。天下霸唱的创作体现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依附于书面文字存续的状态。此时的网络文学作家用文字模仿“说话”的方式，给读者“听”的感受。网络文学作家也许没有推动民间文学传承的自我使命感，他们对民间文学素材与叙事风格的使用是为了完成个人的文学创作，但是他们在客观上推动了民间文学的传播，也展示了民间文学的魅力。

图1 《河神·鬼水怪谈》书影

数智时代的第二阶段，人与人的交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越发便捷，交流成为这一时期民间文学在互联网中存续的主要特征。此时，网民们用寥寥数语讲述自己听闻的民间叙事，反映出民间文学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仍旧是民众解释身边许多事项的便利工具。网民所使用的“寥寥数语”与彼时信息技术的限制有关。作为这一时期受众最广的网络应用平台，新浪微博只支持用户发表140字以内的简短文本（直至2015年才更改为2000字），这一限制既使“寥寥数语”成为网民线上交流的主要方式，也进一步降低了民间文学演述人的“准入门槛”。网民们不需要高超的演述技巧或掌握丰富的传说文本，只需要对特定文本有一定的了解，就可以用口语化的文字参与讨论，并成为民间文学的演述人。“石犀移动致灾”事件及相关讨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2013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了一座石兽，媒体报道认为这可能是与李冰治水有关的石犀。不久，一则“石犀移动致灾”的说法在互联网悄然形成，如“那是李冰的镇水神兽，挖了全川都要出大事”“青狮白象锁大江，是不是要发水了呀”，等等。这些描述虽然篇幅短小，但却体现了民间文学在潜移默化中对网民的影响。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于南，命曰犀牛里。后转为耕牛二头”。与之相关的李冰石犀镇水传说以口头形式在川蜀一带广泛流传。当石犀作为一个热点事件出现在互联网平台后，网民的记忆被唤醒，他们纷纷化身演述人，参与这一事件的讨论。在一天内，该话题获得了百万人次的转发。参与讨论的网民并非都生活于川蜀地区，也并非都熟悉李冰镇水传说，但他们通过互联网了解了这个文本，并在自己的谈论中将其复述或改编。在这一演述实践中，演述人与受众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对此，户晓辉指出，数智时代的民间文学扬弃了演述人与受众的外在对立，从而使他们获得了统一甚至同一，进而可以进行平等的角色互换。创编者和传播者广泛散布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群体中，他们在互联网中分享民间文学文本，在交流中不断学习、复述、改编，用简短的文字“复现”了民间文学的传统存续方式。

随着中国迈入数智时代第三阶段，技术的迭代更新使网民的在线交流方式由图文转向视频、图文共用，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用声音、表情、动作等完成民间文学的“立体演述”。这样的“演述”具有了传统社会中民间文学表演的基本形式，也对演述技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演述人不仅要不断搜集、掌握民间文学文本，还需要提升口头表达能力，熟练掌握信息技术以录制、剪辑、上传视频。B站up主“板不先生”就是一位掌握了现代技术的演述人。板不先生是一位40多岁的北京人，在B站、西瓜等视频平台长期演述北京风物传说。2020-2022年期间，板不先生共制作了106期“北京偏北”系列视频，演述关于北京历史与民俗的民间文学，如刘伯温修北京城传说、故宫的传说、天安门华表传说等。其中，有的视频获得15万余次的播放量及1600余条评论，在互联网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在3年的演述实践中，板不先生不断提升自己的演述技艺，用精美的画面、亲切的北京口音与丰富的演述内容展示了民间文学的价值与魅力，并吸引了一批忠实的受众，这些人被称为“板儿砖”。从民间文学传承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演述人与受众的互动建构了理想的传承梯队：以板不先生为代表的演述人成为数智时代民间文学的积极传承人，他们热情挖掘、演述民间叙事，自觉为民间文学的当代传承注入新活力；以板儿砖群体为代表的受众是民间文学的承载者，他们聆听、欣赏民间文学，并参与讨论和提出建议，丰富了表演的过程；在传承人与承载者的协作下，民间文学恢复了其传统语境中的演述属性，实现了民间文学在演述人与受众互动中的传承与发展。可以说，在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身份各异的民间文学演述人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发展所提供的平台和媒介，积极寻求适当的方式加强与受众的交流。数智时代，民间文学逐渐成为兼具民间特色与数智时代特点的艺术形式。

三、从自发到自觉：

民间文学演述人习艺路径变迁

数智时代的到来不仅使演述人的技艺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也改变了他们习得技艺的方式。布朗纳面对“数字革命”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倡导在民俗学层面以“实践理论”回答“为什么”（人们做所作的事）问题，而不是（人们偶尔所重演或戏剧化）“什么”的问题。这提示研究者，不能将目光局限于数智时代演述人的技艺呈现形式，更应当关注演述人究竟是如何习得这门技艺的，即探索被民众认为是“传统的、含蓄的和有意义的”重复性实践如何实现代际传承。

在传统社会中，演述人直接接触民间文学生成、存续的场域，在日常生活中习得民间文学演述技艺。他们沉浸于自发状态的演述语境，在长期的讲唱语境中自然而然、循序渐进地成长、成熟，在日常交流中传承传统、形成自己的演述风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都镇湾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孙家香，就是一个自发成艺的典型代表。孙家香不识字，活动范围也只在家周围方圆30里，但却能讲超过400个故事，是一位卓越的民间文学演述人。她的故事主要有5个来源：听母亲讲故事，听婆母讲故事，听丈夫讲故事，听乡邻讲故事，听学生讲故事。她在生活中接续传统，慢慢地丰富自己的民间文学“资源库”。

进入数智时代，民间文学的传统演述语境日渐萎缩，演述人很难直接接触民间文学的传统存续语境。但民俗是从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知识，又被应用到实践中去，这意味着它始终与传承有关，通过模仿、吸收、潜移默化而起作用。虽然失去了在日常生活中与传统演述语境相接触的机会，但互联网场域中的演述人也在实践中自觉尝试接续传统，公开出版的民间文学文本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便捷通道。以北京地区为例，先后搜集、整理并出版了多部民间故事集，如《北京的传说》《北京民间传说故事资料》《北京风物传说故事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等。这些材料使人们有了学习民间文学演述技艺的文本基础。

演述人传承传统并不是照搬传统，而是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自觉对其进行改造，使民间文学演述实践在互联网中呈现新的特点。正如布朗纳所言：“定位于实践的民俗学者关注重复性和变异性实践中传统知识的个性化组合，或是探究来源于实践的传统知识形成背后的思维。”互联网时代的演述人在继承传统演述内容的同时，会根据受众的需求而调整自身演述技巧。例如，“莱文Levn”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儿时就听过父母口耳相传的北京本地传说。2020年，他在B站演述了8期“北京的传说”，包括《三青走到卢沟桥》《高亮赶水》《北新桥》《蜈蚣井》《样楼和角楼》《黑龙潭》《西便羊群》《刘墉和十三陵》。这些传说文本是他从金受申《北京的传说》中习得的。他在具体的演述实践中常常补充诸多背景信息，以此消除听众与故事文本之间的隔阂。譬如，在《三青走到卢沟桥》中有刘伯温到北京市房山区的上方山拜访三块神石的情节，房山地区的民众认为，传说中的神石“大青”就位于白玉塘北岸露营地，石匠节时人们还会在这块大青石上祭祀山神。对生活在北京的民众而言，房山地区有“神石”是符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没有什么内容是陌生和怪异的”，金受申在记录这则传说时也并未对其背景资料进行详细说明。但是，面对互联网场域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民众，莱文深知此类背景知识并非众人皆知的常识。为此，他特意用较大的篇幅解释了传说中神石的来历，说三块石头是大禹的父亲鲧在治水时用过的，后来洪水冲垮堤坝，石头也就落在了上方山。“因为是上古时期的石头了，这么多年又接受了日精月华，这三块石头就修炼成仙，就具有了镇压水患的能力。”这既体现出演述人对地方性知识和区域性文化的自觉彰显，也表现出演述人接续传统时的能动性改造。

图2 B站up主“莱文Levn”的主页

在自觉接续演述传统的过程中，演述人不仅对原有的传说文本进行改编，还不断探索新的传说文本，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演述素材，丰富特定区域民间文学的传统资源库。之所以能够为民间文学的传统资源库注入新的内容，是因为数智时代的演述人大多接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良好的教育经历让他们能够通过文本进行自主学习，不断搜索新的资料以丰富民间叙事内容，同时也使他们自觉解读民间叙事的价值。在传统社会中，自发成艺的演述人对民间文学的价值大多没有深入的思考，这些民间叙事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很多演述人会在演述时插入自嘲式的、低姿态的自我否定，意图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杨利慧将这种行为称作“表演的否认”。譬如，她采访的女娲神话演述人自称自己“讲不好”“咱这又没文化，又没水平的”，是在讲“老迷信的话”。在得到杨老师的肯定和鼓励后，她们才完成完整的演述。数智时代的演述人在自觉习艺的过程中会积极思考民间文学的当代价值，并将这种思考化作演述行为的动力。如板不先生在演述北京“锁龙井”传说时说道：

这集讲的这个故事，我从小就听，至于海眼里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我知道有很多能人可以用各种科学的方法给出解释，但我没兴趣也根本不想知道答案。

以板不先生为代表的演述人认识到在城镇化进程快速进行、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的背景下，民间文学凝结了民众对自然世界与人生经验的总结，是人们思想情感和审美观念的外显形式。这些口头叙事维系了民众与特定区域的联系，将日渐陌生的城市转变为温暖熟悉的家乡，这也是民间文学在现代都市的独特意义。

数智时代的演述人面对着民间文学传承土壤的萎缩，无法如传统社会的演述人一般在生活中直接习得演述技艺。他们充分发挥自己阅读与查阅文献的能力，借助书面文本习得民间文学内容，思考接续演述传统的方式。他们不满足于对传统民间文学文本的重复，而是以多种途径搜集传说文本，丰富演述的传统资源库。同时，他们对民间文学价值的理解更为深刻，愿意直面受众的质疑，及时调整演述技巧，在实践中促进了民间文学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四、从生活“调和剂”到生产技能：

民间文学演述人技艺的功能转变

随着数智时代民间文学演述人的技艺习得方式发生转变，他们对演述技艺功能的认知也与过往截然不同。在传统社会中，民间文学演述是生活的“调和剂”，演述人借由演述行为，帮自己与受众一同放松身心，消解日常生活的乏味单调。恩格斯认为，民间文学“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当演述人将一则则民间文学娓娓道来时，人们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慰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下堡坪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刘德方这样描述讲故事的作用：“讲故事就是那么聊天，热闹。……也消磨下时间，解愁散闷，人搞闷见（郁闷）了，大家几个哈哈一打呀，就一抹了之了。”相较于微薄的物质报酬，刘德方更在乎他从故事演述实践中获得的娱乐与受众的尊敬。演述技艺作为一种生活“调和剂”为传统演述人带来精神享受，这是他们演述实践的主要动力，演述实践也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进入数智时代后，演述民间文学已然成为一种信息生产行为：演述人每一次施展演述技艺，都要投入相应的时间与精力，因此他们期待获得对等的物质与精神回馈，而这份对回报的期待，也成为他们追逐传统、接续传统的重要动力之一。概言之，数智时代演述人将演述技艺视作一种生产技能，将演述行为视作生产实践。这一观点的形成，首先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马克思指出，生产“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交往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数智时代网络上的人与人交往表现为“主体—客体—主体”的交互性交往，这种交往形式建立在信息生产的基础上。在民间文学演述活动中，演述人是劳动者，计算机、互联网、数字技术是生产工具，演述行为则成为生产成果。从物质生产转向信息生产是数智时代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演述人对其技艺功能的认识。

其次，由于民间文学传统存续语境的消解，数智时代的演述人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展示自己的演述技艺，而只能在互联网建构的新演述场域中施展才能。演述场域的变化使完成演述的形式也有了变化——传统社会中民众在口耳相传中完成一次次演述，数智时代的演述人则需要通过文字、视频等形式记录下自己的演述实践。演述一旦被记录并上传到相应的互联网平台，“重复”就不再被认可。这是因为数智时代的受众可以反复观看演述人上传的演述成果，于是就很难接受演述人反复上传内容相似的成果。布朗纳在反思表演理论时指出，“实践代表普通的、平凡的、工具性的和不变的常规；而表演则是艺术的、偶然的和娱乐性的事件”。数智时代的演述人虽然继承了传统、日常的演述技巧，但他们在互联网中的演述却是充满艺术性、非日常的表演，并需要保证每一次演述的文本都与之前不同。为此，演述人需要为自己的每一次演述进行专门学习，需要组织语言、打磨演述技巧，用信息技术手段录制、剪辑、上传视频，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例如，板不先生在3年的时间中坚持每周更新一期演述视频，他每次查阅资料、整理资料的时间就需要花费三四天，另外还需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进行视频录制，并反复打磨。这种演述行为要经历文本在头脑中反复打磨的过程，还要将这些经过大脑提炼的信息转变为语言、文字、视频等形式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行为。

在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同时，这些演述人自然期待获得相应的精神与物质回报。这种回馈既是其持续开展演述行为的内在动力，也深刻影响着民间文学在数智时代的传承存续与发展活力。在精神上，数智时代的演述人大多具有自觉传承地方文化、维系文化认同的追求。正如板不先生所述，他希望自己在演述北京民间文学的过程中，从传说到历史，从人文到建筑，把知道的都做出来，把不知道的都找出来，为北京文化的传承留下一份兼具文字、图像与音频的资料。传承家乡文化的过程中收获的满足感就是数智时代演述人的一种精神回报。受众的反馈是数智时代演述人的另一种精神回报。当演述人完成一次演述行为后，他们随之成为受众的品评对象。演述行为达成的方式、相关技巧以及演述人对交流能力展示的有效性等都将受到品评。数智时代的演述人是在互联网中完成演述的，网络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紧密度建立起联系，他们面对的受众群体十分庞大且多元，不仅包括素昧平生的网友，也包括他们现实中的家人与朋友。板不先生说：“网上的评论我会看，这是不认识的人给我的鼓励；但是，家人的评价更让我印象深刻。”板不先生的家人都生活于北京，他们对其选择一直很支持。但是，早些年他致力于研究、介绍外国音乐时，家人对他的成就与困惑不太了解，也不怎么感兴趣。当他开始制作视频，在互联网中演述北京的民间故事时，他的家人们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会在家庭微信群内转发视频、展开讨论，这让他感到备受鼓舞。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形成的亲密关系网是支撑数智时代演述人持续进行演述实践的重要精神力量。

除精神回馈外，数智时代的演述人还希望获得一定的物质报酬。当演述人将演述成果分享到互联网平台后，网络平台会以平台分成、广告变现、内容付费、电商导流等方式“变现”，向演述人提供报酬。平台分成是数智时代演述人获得物质报酬的主要手段，这种分成方式将演述人的成果以量化标准进行评价。从表演理论的视角看，演述人的实践体现的是，“个体之间达成一致，并通过共同经验的创造而构建了属于所有参与者（甚至包括观众在内）的共享时空，而逐渐在众声喧哗的场域中获得一种群体身份的过程”。数智时代，演述行为达成的一致性不仅仅体现在演述人与受众之间，而是演述人、受众与网络平台三方共同达成一致的过程。演述人的成果上传到网络平台后，平台便会借助大数据，以点击量为主要指标，以点赞、转发量为辅助指标对其进行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为演述人发放物质报酬。但到目前为止，这份报酬十分有限，其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并非所有的视频平台都有可观的收益。如板不先生、莱文等人上传视频的B站是颇具影响力的视频平台，该平台长期“销售毛利率在总体上趋于上升趋势，但是销售净利率一直处于负值，且亏损逐年增加”，能够分配给演述人的收益相对有限。另一方面，民间文学的演述是相对小众的门类，视频的播放量相对有限，这一门类的视频也未得到多数视频平台的充分重视。板不先生说，自己做视频拿到的收益其实很少，做了3年拿到的钱也只刚刚够自己买书、查阅资料的费用，想靠做视频养活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获得更多的点击量，演述人需要研究、迎合视频平台的推流机制，给自己的演述视频添加更具吸引力的标题和内容。但是，对很多演述人来说，相较于为了本就不够丰厚的报酬更改自己的演述方式，他们更希望按照自己的兴趣完成民间文学演述。板不先生说：“当过了8-10个月的扶植期，我在一些大平台上的粉丝数量开始下降，而我能做的，依然是保持品质。”受众感到惋惜，认为其视频“好看不火”。板不先生认为：“活了四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没有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他依然希望按自己理想的方式完成演述行为。

如果演述人与平台之间难以达成一致，那么他们在互联网中建构的共享时空及演述人个人的演述实践自然难以为继。虽然板不先生强调自己对物质报酬并不十分在意，但长时间投入精力，从事一项没有物质报酬的信息生产活动终究是难以为继的。连续进行3年的演述实践后，板不先生暂时停止了演述民间文学，转而成为企业视频制作人，他所建构的互联网演述场域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彻底放弃演述民间文学，但他需要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和准备。在物质报酬难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情况下，演述人与平台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数智时代的民间文学演述人即便能凭借自己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热爱而从事演述活动，这种坚持也很难持久。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压力，演述人随时可能中止演述活动。

总之，在数智时代，民间文学演述人将其演述技艺视为一种生产技能，并期待能够据此获得精神与物质报酬。演述人每一次演述实践都需要经历文本学习、技巧打磨、视频录制等多个环节，期间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虽然他们会因自己为文化传承所作的努力而欣慰，因受众的鼓励而欣喜，但有限的物质报酬又使他们随时可能中断演述，为生计而奔波。这是民间文学当代传承不可忽视的隐忧。

结语

数智时代对演述人技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演述人的技艺不断迭代更新，其习得技艺的路径、对技艺功能的认知也发生了深刻转变。民间文学存续形态的改变，正是数智时代演述人技艺发生演变的直接动因：当民间文学以视频等形式在互联网平台传播开来，对演述人技艺的要求也越发多元、复杂。优秀的民间文学传承人既重视演述传统，又接受现代化新技术，在尊重传统与运用数智技术中寻求和谐的“共振频率”，形成创新性的演述技艺。这些技艺使口头传统实现了网络重构，使民间文学呈现全新的魅力，也为民间文学的当代传承与发展注入蓬勃生命力。

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演述人技艺的变迁虽为民间文学的传承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却也伴随着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困境。数智时代的演述人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也能够更深刻地体认到民间文学的当代价值，愿意为演述活动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但当物质报酬无法满足其生活需求，付出与回报难以达成平衡时，他们的演述活动也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关注数智时代民间文学演述人的现实际遇及其与文化传承的功能使命，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时代命题。

文章来源：原文刊于《民族研究》2026年第五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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