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3月19日，陕北延安，国民党军队进入这座革命圣地时，城内没有预想中的决战，也没有抓到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部队的主力。胡宗南部占领的，是一座经过转移后留下的空城。
这件事看似丢掉了根据地的象征，实际上却是解放战争中一次极有分量的战略选择。延安当然重要，但在毛泽东看来，城市可以暂时放弃，军队和指挥中枢不能被困死；地盘能够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一旦丢失，代价就难以估量。
延安的意义，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自1935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这里成为领导全国抗战和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许多重大会议在此召开，大批干部和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对不少人来说，延安几乎等同于革命本身。
也正因为如此，撤离命令传出后，部分干部和群众难以接受。有人主张坚守，认为即便付出牺牲，也不能让敌人踏进延安。毛泽东却反复说明，打仗不能被一城一地牵着走，保存有生力量，才是更大的胜利。
当时双方力量差距悬殊。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总兵力、火炮、车辆和空中支援方面占据优势。胡宗南集团集结重兵进攻陕北，蒋介石还把攻占延安当作能够震动全国的政治战果。
中共中央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守城问题。陕北解放区人口和物资有限，正面硬守延安，很可能被敌军凭借装备优势压缩在狭窄区域。一旦中央机关和野战部队被包围，敌人即使付出代价，也可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毛泽东选择把“包袱”交给敌人。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必须派兵驻守，还要维持交通、粮秣和地方治安。原本用于追击解放军的力量，被一座城市和漫长补给线拴住了。解放军则可以依托陕北山地，寻找分散、疲惫的敌军下手。
“人走，地还在。”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而是对战争规律的判断。撤离之前，中央机关作了周密安排，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坚持在敌后指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同志则分赴其他地区，保证全国各战场的协调。
国民党军队很快发现，延安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决定性胜利。1947年3月下旬，西北野战部队在青化砭设伏，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1旅大部。敌军占城之后，反而陷入“看得见城市、找不到主力”的困局。
陕北的战斗，讲究的是诱敌、分割和伏击。4月14日，西北野战军在羊马河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135旅，俘获旅长等大批官兵。解放军并不急于同胡宗南主力决战，而是专门寻找其孤立部队和运输节点。
同年5月，蟠龙战役打响。蟠龙是胡宗南集团在陕北的重要补给基地，守军依靠粮秣和弹药维持前线行动。解放军攻克蟠龙后，缴获大量物资，陕北部队长期缺粮缺弹的压力得到缓解。敌军每向前推进一步，后勤困难就增加一分。
有意思的是，胡宗南部队越是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越容易被牵着行动。解放军利用熟悉地形和群众支持，时而隐蔽，时而突然出击，使敌军始终无法形成有效合围。所谓“占领延安”，逐渐变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一项沉重负担。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重创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歼灭其大部。此战之后，陕北战局出现转折，胡宗南集团由进攻转入被动。此前被视为必须死守的延安，已经不再决定陕北战场的走向。
毛泽东曾说过：“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这句话的底气，来自对力量变化的判断，而不是对困难的忽视。解放军需要的时间，是把敌军的优势消耗掉，把自己的部队锻炼出来，再选择合适的时机反攻。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此前主动撤出的中央机关和部队，经过一年多的机动作战，重新回到这座城市。延安的得失因此被放在了更大的战局中衡量：它曾经短暂失守，却没有改变解放战争的整体方向；相反，敌军为这座城市付出的兵力和补给，成为其失败过程中的一笔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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